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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过于知遇之恩了。

群雄逐鹿，人才对于事业的成败十分重要，在三国时就有“卧龙（孔明）凤雏（庞统），得其一便可得天下”之说，所以刘备才不顾天寒地冻“三顾茅庐”。但是，大凡天下有才能之人，性情上都有些矜持和清高，而他们越是矜持、清高，越透露出他们待价而沽的迫切。姜子牙垂钓渭水之滨，意不在鱼而是要钓帝王；“亮躬耕陇亩”，是在等待能成就他管仲、乐毅般事业的明主；贾雨村进京赶考被困于破庙，也未能泯灭他“金在椟中求善价，钗于奁里待时飞”的远大抱负；就连孔子，一生中也都在等待着一个好的买主。孔子有个学生问孔子：“老师，我有一块特别好的美玉，我是把它卖了呢，还是把它藏起来呢”？孔子说“沽之哉，沽之哉，吾待贾之矣”，卖了啊，卖了啊，我也正等着有人来买呢！

第四章　整合资源（3）

“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这是士人们“沽之哉”的基本原则。那么，什么样的木才是可栖之木？什么样的主才是可事之主呢？对士人而言，金银财宝这样的物质之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管理者要能够给予他必要的尊重，并为他提供一个发挥才干的平台；去实现他胸中的志向和抱负。比如，刘备不过是到隆中拜访了诸葛亮三次，也只是在形式上给足了孔明面子，可藉此却换来了孔明一生为他的刘氏江山殚精竭虑。

凭心而论，诸葛亮的出发点并不是为了自身的荣华富贵，而是为了把他《隆中对》中“三足鼎立”、“汉室可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还有范蠡、张良的功成身退、隐居乡野，在常人看来觉得不可思议，但如果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来解释，马上就会觉得豁然开朗。比起“生存需求”、“安全需求”和“社会需求”来，他们的需求显然居于更高层次，属于“受人尊重的需求”和“实现个人价值的需求”。比如美国纽约州州长只拿一美元薪酬，也完全可以用这种理论来解释。

知遇之恩所激发出来的士人的斗志是自觉的、也是纯粹的，但那些建立在物质利诱基础上的效力则是被迫的和消极的。

春秋时期，燕太子丹物色人选谋刺秦王，得识荆轲后，便千方百计笼络他，特地给他修了一座豪华别墅名为“荆馆”。如果用现在的话说，别墅里自然是豪华装修加豪华家电，并有美女、菲佣小心伺候。这还不算什么，据说有一次荆轲游玩时看到水边有一只乌龟，一高兴便捡起一块石头扔过去，太子丹看到后，赶快让人捧来金丸代替石头，让荆轲投掷取乐。更过分的是，有一次太子丹请荆轲在华阳台喝酒，席间请来自己喜爱的美人弹琴助兴，荆轲看到美人的一双手又白又嫩，忍不住赞美了一句，谁想席散之后，太子丹让人送来一个玉盘，盘中竟是剁下来的一双女人之手！

北京老张就想，这荆轲肯定不如小李飞刀那样见过世面，他哪里见过这等阵式啊，心想：“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看来太子丹这小子一定是有什么摆不平的事要让俺老荆去铲吧？而且这事儿肯定是玩儿命的事儿，不然他怎么肯下这么大本钱呢？”想到这里，荆轲似是感叹自己小命儿不长，又似是探听太子丹的用意一般叹道：“太子遇轲厚，乃至此乎？当以死报之！”太子丹于是将谋刺秦王的计划一五一十告诉了荆轲。荆轲无奈，“受人钱财，为人消灾嘛”，但毕竟此一去便再没有酒喝、没有妞儿泡了，于是先是要找“徐夫人的匕首”，后要樊于期的人头，到了易水河边还不想走，最后磨蹭得太子丹也烦了，不断地催他上路。荆轲深知此去凶险，一边唱着“风潇潇兮易水寒”，一边踏上了西行的不归之路。

千百年来，人们一直把“荆轲刺秦”传为美谈，但北京老张却深不以为然，因为在北京老张眼里，荆轲与太子丹实乃世间最恶俗之人！他们二人一个是“财大气粗”，一个是“吃人家嘴短”，与大款包二奶或买凶杀人毫无二致，哪有什么忠义可言？而由此观之，荆轲不是“士”，太子丹对荆轲所施的恩惠也并不是“知遇之恩”，因为为太子丹效力并不是自觉的和积极的，所以荆轲刺秦未遂，燕国最后灭亡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北京老张由此也想到了现在的大款们和有些女孩子，他们总是与太子丹和荆轲犯同一个毛病，“你问我爱你有多深，钞票代表我的心”。当然，爱并不是不需要钞票，但如果非要以钞票来代表的话，我提醒女孩子们看一看，看大款们为你花的钞票占他全部钞票的百分之几！也就是看他为你花的钱与其总资产的相对数而不是绝对数。相比较之下，我倒觉得梵高的那只耳朵更能代表“爱有多深”，可惜世间女子没有几个人是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