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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练的使用。他善于模仿某想象中的反对派，“常常以反论中断自己，在完全粉碎了假想之敌后，再回到原来的思路”。

尽管他的演讲的结构很复杂，但因为主要目的是要引起感情共鸣，因此并不难跟上。这样，他便能轻而易举地从一个题目转向另一个题目而又不会失去听众，因为题目与题目之间的桥梁沟通了某种感情——愤怒、恐惧、爱或恨。尽管演讲曲曲折折，他仍像一个才华出众的演员引导观众看懂某出戏里的复杂情节一样，牵着听众向前。

希特勒还具有将听众卷入演讲内容的罕见的才能。“当我向人们发表演讲时”，他对汉夫施坦格尔说，“特别是对非党员，或对那些因这种或那种原因行将脱党的人讲话时，我常常讲得好像国家的命运与他们的决定息息相关似的。他们应为许多人做出榜样，毫无疑问，这意味着打动了他们的虚荣心和雄心。一旦我达到了这一目的，其余的就好办了。”他说，所有人，不论贫富，其内心都有义务尚未履行之感。“在某处沉睡意味着将某种为建立新的生活形式而作的最后牺牲或某种冒险置于险境。他们会将最后一分钱花在彩票上去。我的任务就是将那种欲望转向政治目的。从实质上讲，每个政治运动都是以其支持者（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不仅是为自己而且也是为其子女或别人得到更美好的东西的愿望为基础的……人们的地位越低贱，对参与某项比他们高贵的事业的欲望就更强烈，如果我能说服他们，令他们相信德国的命运已危在旦夕，那么，他们就会成为某项不可抗拒的运动的一部分，这运动还可包括所有阶级。”

对希特勒之华丽而精湛的异端的军事表演，听众历来都是有所准备的。除了扣人心弦的音乐和迎风飘扬的旗帜外，现又增加了新的色彩——希特勒亲手设计的罗马式的旗帜和罗马式的敬礼。也许，这两者都是通过墨索里尼从凯撒那里借鉴得来的，但他宣称，直臂礼是德国式的。“我曾读到过有关‘昆虫国会’开会情形之描写。在此期间，人们就是用这种德国礼向路德致敬的。它向他表明，人们并非要与他兵戎相见，而是和平相见……大概是在1931年，在不来梅的拉施酒店我首次看见这种直臂举手礼的。”不管源于何处，在乐声和平海中，这种在振颤的“万岁”声中行的举手礼，确也向听众保证，他们即将听到的是德国的真正的声音。

在希特勒公开声言反法和反犹的当天，他又一次公开与巴伐利亚政府对抗。他拜会了巴伐利亚总理。随同他前往的是一个前军官，即“战斗组织工作组”的一支私家军的司令。这个“工作组”其实是右派激进集团的大杂烩。两人向总理递交了一份最后通牒，要求政府自身废除《共和国保护法》。如果魏玛拒绝这一要求，那么，巴伐利亚就等于公开违背法律。

这天是19日，星期五，而希特勒要求于星期六得到答复。

由于未有答复，右派的激进军事集团便于星期天举行“军事演习”。这天是复活节。希特勒站在敞篷车内。当冲锋队和平他追随者列队走过时，希特勒伸手检阅。从戈林的私家车内望去，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注意到，希特勒双眼“放射出胜利和满意”的光芒。检阅完毕后，希特勒带上“一束鲜艳的玫瑰花”，来到汉夫施坦格尔家中，作为他夫人生日的礼物献给了她。之后，他们“高高兴兴地喝了一小时茶”，希特勒谈笑风生。一星期后，在他自己的生日那天，他却闷闷不乐，偏执地警告汉夫施坦格尔，不准吃用卍字装饰的生日蛋糕——与其他礼物一起，这种蛋糕几乎堆满了他的小屋。“别忘了”，他说，“这座大楼是属于犹太人的，为了搞掉对手，让毒汁沿着墙壁流下，这已经是小孩的玩意儿了。”

星期一，总理终于给希特勒作了回答：他本人是反对《共和国保护法》的，但是，由于它已成为巴伐利亚的法律，他只好执行之。希特勒号召于5月1日举行群众游行，以示抗议。这是爆炸性的，因为“五一”不仅是劳工和马克思主义者的神圣的节日，而且又是慕尼黑从苏维埃共和国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周年纪念日。4月30日晚，右派激进势力便向慕尼黑主要火车站以北数英里的奥贝威森弗尔德军事训练场倾泻而去。至拂晓，已有近千人集结在那里。为了防止左派的袭击，他们还派出了岗哨。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但仍未见行动。“6时”，希特勒回忆说，“一伙伙赤色分子前来与我们对垒。我派了些人去挑动他们，但他们未作出反应。”

9时许，城外的各队人马纷纷前来，希特勒的队伍壮大至1300余人。他们持枪站在温暖的阳光下，等得又烦又急。恶狠狠的希特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