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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

她只把希特勒看成是个热心肠人，他对她两岁的儿子埃贡的感情令她感动。“很明显，他喜欢孩子，要不，他就是个出色的演员。”一天，孩子朝门边跑去迎接希特勒，却一头撞在椅子上，哭了。“希特勒做作地捶打椅子，骂椅子‘伤了小宝贝埃贡’。这使孩子又高兴又惊奇。打那天以后，每当他前来，他都要重复这一动作。埃贡就催促他：‘阿道夫叔叔，请打这张顽皮的椅子的屁股’。”

到春天，希特勒与汉夫施坦格尔一家相处已轻松自如多了。为使他们高兴，他常模仿其他追随者（例如挚爱他的戈林一家）的动作，或在地板上与埃贡玩耍。他会一边喝加了巧克力的咖啡，一边闲聊，一聊就是几个小时。有时候，他也喝“约翰尼斯伯格酒”，还要加上“满满一匙的糖”。他们常一起公开外出，某晚还一起观看了电影《弗里德里卡斯·烈克斯》的第一部分。希特勒最喜欢的一场戏是，年迈的君主发出威胁，要砍继位王子的头。“多有风度呀，为了加强纪律，老国王竟要砍亲生儿子的脑袋”，在回家路上他评论道。

“德国的法律就应该这样执行。不是释放就是砍头。”

从多愁善感到残酷无情的闪电般的转变，使汉夫施坦格尔夫妇惴惴不安，对他的私生活也就议论得很多。比方说，他与女人的真正的关系是什么？一天，他告诉他们说，“对我说来，群众，人民，就是一个女人”，他也把他的听众比作女人。谁若是不懂得群众之内在女性，他就不能有效地演讲。你问问自己，女人希望男人身上有什么？干脆利落，决心，权力，行动……假如能妥善地与她交谈，她就会骄傲地为你作出牺牲，因为，哪一个女人也不会认为，她毕生的牺牲已经足够。又有一次，他宣称他永不结婚。“我的父国是我唯一的新娘。”他所指的是众人认为的“父国”（指德国——译者）。汉夫施坦格尔开玩笑地问他：为什么他不找个情妇？“政治是个女人”，希特勒回答说，“你要是不高高兴兴地爱她，她就会把你的头都咬掉。”

希特勒的某些伙伴有把握地认为，他的一个司机的妹妹詹妮·霍希是他的情妇。她对他很忠诚，据说她腋下的小包里藏有一支小手枪——她自愿当他的保镖。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不相信此说。“去！”她说，“告诉你吧，他是个中性人物！”

希特勒这一时期好友之一又不同意此说。“我们一起追求姑娘们，我与他形影不离”，希特勒的另一名司机埃米尔·莫里斯回忆说。他俩常到艺术学院或画室去观看裸体模特儿。有时，希特勒自称是“乌尔夫先生”，与莫里斯一起于晚间在街头巷尾游逛，寻找姑娘们。由于莫里斯对姑娘们有吸引力，他便充当中间人。据莫里斯说，希特勒常在自己房内款待“通过代理得来的征服物”。“即使身无分文，他还常常送花。我们也常去欣赏芭蕾舞演员。”

为国社党工作实际上已成了汉夫施坦格尔的全天职业。

从劝说希特勒将小胡子弄大一点、时髦一点（“现在不时髦，将来会时髦的，因为我留了它！”），到鄙视他的顾问罗森堡（为的是他的“欺骗哲学”之故），他都大胆地提出咨询意见。虽然拒绝接受他的意见，希特勒仍向汉夫施坦格尔借款1000美元，还不给利息——汉夫施坦格尔刚从他家在纽约开设的艺术品商店得到一份分红。这笔款子，在换成已贬值的马克后，是一笔巨款。希特勒用此款购买了两架美制轮转印刷机，把《人民观察家报》从周报变为日报。

汉夫施坦格尔的慷慨大方，没想到，却使他所憎恨的人走了红运。希特勒让罗森堡替下了埃卡特，当了《观察家报》的编辑，原因是埃卡特常常几星期不上办公室。这个职务不但使罗森堡成了东方问题的党内专家，还加强了他在诸如施勃纳·里希特那样的俄国逃亡者中的影响。里希特其人是一个神秘人物，与德国企业界和高层社会有着联系，除作为鲁登道夫的中间人外，已逐渐成为希特勒的主要顾问之一。

所有俄国逃亡者都狂热地致力于消灭布尔什维克主义，大部分人脑中也塞满了沙皇对粉碎犹太阴谋的方法——使用恐怖手段和暴力。在这些狂热者看来，用社会和经济手段反犹，已属无效。只有大规模的屠杀才能奏效。

（4）

1923年春天，希特勒忙得不可开交。最迫切需要的是钱。于是，希特勒便四处奔走，为党筹集经费。4月初，希特勒与汉夫施坦格尔二人，坐上希特勒的“塞尔夫”牌的老爷车，由莫里斯驾驶，前往柏林。他们取道萨克森，因为该处许多地区均受共产党的控制。在莱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