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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国”、“谌离国”、“夫干都卢国”、“黄支国”、“已程不国”都有贸易往来，但汉书里记载的这些国家都是现在的什么地，专家们还在争议讨论中呢。

汉代富人的困惑——家在何方？

如果在汉代做富人，你会有一个困惑，那就是家在何方？

西汉的二百来年间，随便翻翻《汉书》就可以看见十来次、在政府指引下的富人集体大搬迁。

刘邦那就不说了，天下平定后，向都城引进点人口是应有之义；

汉惠帝时曾经两次发长安六百里内的人口入长安，两次合计迁徙了三十来万人；

汉武帝时，两次把郡国豪杰以及资产三百万以上的富人都迁徙到了茂陵、云陵；

汉昭帝时，则募民迁徙云陵，这次好一点，是募集，不是强迫迁徙，随后有迁三辅富人到云陵；

汉宣帝时，又迁郡国吏民资产百万以上者到平陵、杜陵；

汉成帝时，又迁郡国豪杰和资产在五百万以上者到昌陵……

土是王土，臣是王臣，王让你迁一迁，没问题吧？呵呵

只可惜这个生意还是要讲究地利、人脉的，过个几十年，全国富人就要来一次半强迫性质的举国大搬迁，虽然都搬到了一起，或许能够发回聚集效应、能建设几个总部基地，但每次搬迁，就意味着原有的营销体系、人脉都要推倒重来了，这在汉代那种人流、信息流条件下，对一个企业还是影响比较大的。别说那时候，就是搁在现在，你把上海的富豪硬搬到北京来，他那生意也未必能继续做的那样好了。

家在何方？业在何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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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激情引发经济大出轨（1）

儒家：从江湖到庙堂

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从此之后，儒家登堂拜相的人数越来越多。钱穆大师总结过，汉朝开国时，担任丞相的先后有萧何、曹参、王陵、陈平、周勃、灌婴等，几乎都是部队出身；文景之治的时候，也主要是开国军人、或者周亚夫、刘舍这些*做丞相；汉武帝一开始用的丞相也主要来自于公候世家，只有公孙弘是以布衣资格拜相，从某种角度上看，这公孙弘是真正的“儒家第一相”，从此之后，儒家力量越来越大，汉昭帝、汉宣帝时，只有出身儒家才有资格当丞相。

从军功、到世家，到儒家，在这种人事制度变迁背后，实际上体现着儒家力量的逐渐增强，汉初，儒家不过是黄老大政方针下的百花之一；汉武帝时，已经是国家钦定思想；此后，儒家已经从思想领域，堂而皇之的切进政治领域。

回首孔子周游列国，郁郁不得志，悠悠三四百年啊，儒家学术终于从江湖之远，走到了庙堂之上；完成了从草野向冠冕堂皇的转变。儒家学术地位的这种转变，对中国民族的哲学价值、思想价值，先哲讨论已多，本文不想做太多涉及。

之所以在文首先简单回顾一下儒家的庙堂历程，是因为在西汉后期，儒家学术是如此的兴旺发达，是如此的势不可挡，是如此的纵横在思想领域、政治领域，乃至经济领域，在这种任意驰骋的大背景下，儒家思想所蕴含的复古主义思潮，终于掀起了一场经济发展史上的大风暴、大悲剧，这场悲剧的第一号男主角就是——王莽。

从政治复古到经济复古

货币主义的当家人弗里德曼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表示：人们普遍相信政治和经济是可以分开的，并且基本上是互不相关的，相信个人自由是一个政治问题，而物质福利是一个经济问题；并且相信任何政治安排可以和任何经济安排结合在一起。这种观点是一种错觉，在政治和经济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政治和经济的安排只可能有某些有限的配合方式。

公元9年到23年，王莽创立“大新帝国”，在全社会近乎疯狂的复古主义思潮下，在政治领域复古主义的驱动下，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纲领、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理想、实现自己的政治承诺，以王莽为首的一干政客“相信任何政治安排可以和任何经济安排结合在一起”，开始从政治领域试图逆向驱动经济，终于搞了一次经济大复古，不顾人口质量与数量的现实情况，不顾知识存量，只想在激励机制上做手脚，志向是远大的，但结果是他失败了，而且失败的很惨。

王莽这孩子成功就成功在能把儒家的那套假道学玩得出神入化，翻翻史书，王莽的文章、诏书中随处可见引用的子曰、诗云，一会《孝经》、一会《春秋》什么的，儒家的东西领悟的很透彻、学习的很到位，也就是靠着儒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