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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位、出格，汉代的富翁呢？别说，还真有位出格的。

班固在他的《汉书》中记述了几位特立独行、行为偏激的人物，这位富豪就是其中之一，名叫杨王孙。

杨王孙学的是道家黄老养生之术，他看到《庄子》里写庄子将死，弟子想厚葬他，遭到庄子反对，于是在临终之前，遗命“裸葬”。杨王孙的理由是，既然形骸保留不住，迟早与土壤归一，又何必老是用厚葬的方法努力延迟，不让它速朽呢？又何必让形骸长久做客于外呢？形骸与泥土隔开，不能返真归土，他要“吾是以赢葬，将以矫世也”。

谁的爹发出这种言论，做儿子的都犯难。

老杨的这种牛逼言论使他儿子陷入“欲默而不从，重废父命；欲从之，心又不忍”的两难之境。于是，他儿子赶紧去请父亲的好友祁侯出面劝解。没想到杨王孙对祁侯说的“厚葬是古代圣人留下的制度”那套话根本不听，他反驳说“厚葬有什么好的？俗人互相攀比，花费很多钱财，才把尸体埋到地下，甚至今天下葬，明天便被人挖走，这和暴尸野外，有什么区别？”

最后，大家伙都被杨王孙的临终真情告白说服了，“遂裸葬。”

面对老杨的出位表演，汉代次席评论人班固表示了赞赏：杨王孙裸葬，贤于秦始皇远矣。晋代名流王羲之也表达了支持的观点，“常依杨王孙之处世，甚欲希风于他”，表示“老夫志愿尽于此也。”东晋第一诗人陶渊明则作诗号召：“裸葬何必恶，人当解意表。”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进一步说：“杨王孙那样做，目的是在教训儿女节俭。”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则站到了反方席位上，“杨王孙裸葬悖礼，狂狷之徒，考其一生，更无他事，而冠之传酋，不其秽欤？”要是不能惹出争论、不能招来抨击，那还算什么个性啊，呵呵。

一部分人富起来之后

总体看来，在“文景之治”低税率的财政政策刺激下，大量的富豪涌现出来，在上文榜中所介绍的汉代富豪中，已经挂一漏万的点染了这个时代的氛围，按照史书的记载，在文景之治的幸福时光里，大大小小的富豪非常之多，整个社会中，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大者倾郡、中者倾县、小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全国级别的富豪、省级别的富豪、市级别的富豪、乡级别的富豪太多太多了。

这些大量涌现的富豪，已经成为了当时社会上的一个极大的关注点，司马迁对这些富豪经营手法的评价是：“而富者必以奇胜。富无经业，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

整体来看，司马公对这些富豪的评论还是很中肯的，承认这些先富起来的人之所以能够积累其一定的财富，还是凭借了个人的致富能力，对他们的这种致富能力，社会舆论也给与了承认。但随着财富积累达到了一定量级后，奢华无度、豪徒兼并等等一些问题也开始出现。

如何让富起来的社会走向和谐、共同富裕；如何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和整个社会同步；如何让先富起来的人和国家意志、国家力量相统一；如何让具有财富力量的人，在全国一盘棋中合适运作；如何保障社会整体的利益，渐渐成为了以汉武帝为首的新一届汉政府考虑的问题。

在国家有财政需要时，如何让富裕的人士参与其中、贡献力量；在国家需要全社会动员的时候，如何让每一个社会个体都适当的发挥作用，而不至于增加负担，汉武帝刘彻用他的大作为、大行动作出了解答。

只可惜，这份答卷太沉重，全国半数以上的中产人家在汉武帝的大宏图中破产，在汉武帝的大经济改革中，全国经济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世界经济上最严酷的一场经济变革，即将在文景之治的陶醉时光后，凶悍登场，也就是在这场变革之后，中华帝国的经济管理大权进入了一个新的管理架构之中，在新的架构下，行政权力与经济行为被彻底混淆、官与商的鸿沟被变相焊接在了一起、公与私界限在含混中暧昧起来、国有与民营性质成为了权力下的蛋……这场变革影响无比深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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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百年恐怖片

汉武帝四面征伐，花费巨大，那为什么汉武帝之后，其他汉帝已经不那样频繁动兵了，他们统治时期的帝国军费开支照理说已经该大幅回落了，可为什么盐铁专卖制度还是停止不了呢？这样巨大的财政收入都干吗用了？

说起来，比较悲哀，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一直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从文字记录以后，天天都是胡人入侵，虽然中国人自己吹自己武功卓绝、开疆拓土、雄霸四方，一会秦始皇打的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