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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鲁说：“霍姆丝在艾列特·泰坦尼亚的‘外围卫星纪念馆’可能和这情形差不多。你们知道它遭到批评界多少抨击。”

“这种证据是软弱无力的。”艾普丽尔说。

“我知道，”我回答说，“但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信息。动机的问题很不容易说清楚。19世纪一个名叫奥拉夫·欧曼的行骗者曾经说过：‘我要做一件让那些有学问的人绞尽脑汁的事。’我认为这些小小的事件可能表明霍姆丝怀有类似的心情。”

“但你只是猜测她的反应！那些知识分子的嘲讽可能仅仅使她觉得好笑。”

“什么人对嘲讽觉得好笑？”埃罗茵说。

“一个像她那样做了一番事业的人，”艾普丽尔说，“她是发展外围卫星的主要人物，对这种人来说，那个纪念馆和那个艺术家聚居地都不过是小事一桩，一个辉煌的成功故事中的小小失误。她为什么要在乎人们对那些事情的看法如何？她可以朝火星以外的太空看去，到处都可以看到她的殖民地，她亲手建起的地方……而那些只不过是她在文化方面作出的努力。”

“很有可能是这么回事，”我承认说，“不过这种人有时变得很骄傲，于是任何微小的失败都让他们受不了。但是我必须承认，在我所作的这么多关于霍姆丝的研究中，从未找到一个无懈可击的、足以支持一切的建造冰柱的动机。如果真是她做的……而这一点我几乎可以肯定……那么其中原因还是一个谜。但是这件事我想得越多，就越不感到奇怪。在我看来，一个人如果布下这样一个骗局，他的理由不是通过查找公共档案可以找出来的，尽管你可以一年又一年地查下去。这种理由更有可能是非常个人化，非常隐秘的。”我叹了口气：“与此同时，我们掌握了你们发现的这些信息。毫无疑问，有一件什么事使她受到刺激，因为在2550年她把一颗大卫星送人围绕土星极点旋转的轨道，从此以后就在那里隐居起来，再也没有任何工程。看起来她好像变成了一位隐土。”

“就目前而言。”艾普丽尔说。

“如果她写了自传那就会有所帮助，”安德鲁说，“但在档案中找不到她写的片言只语。”

“这件事本身就让我觉得奇怪，”我说，“在这个自传流行的年代里，有什么人会不写呢？”

“行骗者？”肖恩试探地说。

“可能她已写了自传，”艾普丽尔说，“可能她只是没有出版。许多人都不将他们的自传公开发表……尼德兰德就从来没有，不是吗？还有你自己呢？”

“好吧，”我说，“你是对的。所有关于动机的材料都不足为凭。但是一旦你把它和那些具体事实，那些冰柱建造者绝对必须拥有的特性、条件凑在一起，那她就成了几乎是惟一的一个可以逐一对上号的人选。她的组织大到可以掩盖一两艘飞船失踪几年这个事实……这种事其他任何飞船拥有者都无法单独做到。而事实上她有两艘飞船神秘地搁置了5年。由她的基金会支持的研究帮助确立或者说维持了戴维达夫理论。最后，我上周通过电视电话与她父亲约翰尼斯·托昆纳通了话。他仍然住在火星，但电话费是由学院付的。我问他是否写过有关她女儿的什么东西，如果有能否让我看看。他说他什么也没写过。我告诉他我正在写一篇有关他女儿的文章，请他提供一些她青年时代的信息，可他拒绝了。后来，当我逼他至少该告诉我她的年龄时，他说她出生于2248年。听说找不到她的出生证明时他很吃惊……他说那一定是在内战中毁掉了。”

肖恩吹了一声口哨。“和巨碑铭刻上的数字一样？”

“对了。冰柱上刻着她的出生年份。这可能是巧合，但这种巧合已经太多了。于是我再无疑问。”

同一天晚上的晚些时候，我们休息了一阵子并去喝了几杯饮料，艾普丽尔说：“你真的是靠猜测。”

我笑了。

“你这样看吗？我想我宁愿称之为归纳推理。这是每个人都使用的方法，不管他们如何自称。我的方法和尼德兰德的并无不同，就此而言甚至与西奥费罗斯·琼斯的也毫无二致！”

他们都笑起来。

“近一段日子琼斯的论调是说纪念碑是外星人传递信息的装置，它们飞越太空，碰巧撞上冥王星，就此扎根。他是认真的！而且他还有‘事实’来支持他的假设。每个人都有，区别在于你假设时是否小心，你证明假设时是否严格。对假设的巨大感情投入是无济于事的。尼德兰德就是个例子。他真的很希望冰柱是由戴维达夫探险队所建，因为这有助于他在火星上的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