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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农村的最后几年，在当地的名气越来越大。虽然我一直没有成为很大的标兵，最多只是县里的积极分子，但是我做积极分子的资格是最老的。其他的积极分子很快都招工走了，去做公社书记，脱离了知青的身份。到了后期，早期树的标兵都走掉了，“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理所当然地成了在农村坚持最久的人。那时候，我所在的县、所在的自治区也开始在县里搞点，做宣传的时候，总是拿我做例子。当时的自治区执行办主任，是个非常不错的人，不是那种为了政治目的拿人作牺牲的人，私下里他总是对我说：“你这样的身体并不适合在农村，你应该找个工作，我们也会跟县里打招呼的。”果然他就跟县知青办打了招呼，县知青办还把我借调过去了三两个月，以农代干。不过后来大概县里有人看中了这个指标，我的事情也没有弄成。要是当时弄成的话，我也许就是县里的一个干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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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恢复高考。我当时在我们县里是文科第一名，但是仍然没有被录取。或许当时我报考的志愿都太高了，虽然在县里是第一名，但是跟其他地区的考生比起来还有一些差距。另外我体检的劣势也非常明显。1977年的高考还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当时第一次录取时并没有完全按照择优录取的原则，而是还有点像“文革”中的政审标准，有很多成绩很好的人，就是因为政审原因没能上大学。后来邓小平决心扭转这个局面，他发现这个事情之后，要求进行第二次补录，给那些成绩很高但是政审没有通过的人们一次机会。不过第二次补录有一个特点，就是学校都不是太好。我当时也收到了一份补录的通知，但是那个学校太差，我就没有去。1977年，研究生和本科生是同时招的。那时我已经报考了兰大的研究生，当时文化局又把我调了回去，或许是当年没有把我留成，文化局对我怀有一份内疚，毕竟，我也给他们作出了贡献。我觉得要全力以赴地准备考研究生，就跟文化局的人把实际情况说了，我没有拒绝他们，但是希望假如我考不上能再到文化局去，他们也同意了。

考研究生当时在县里说起来是个稀奇事，总共才有十几个人报考，不是“文革”以前上过大学的，就是“文革”中的工农兵学员，大概只有我一个人没有读过大学，但是后来考上的也只有我一个。在这之前，我跟赵先生通过信，给他寄过一些文章。赵先生很热心，为我做了很多工作。如果不是赵先生那么坚持，也许我就不会被录取。当时考研究生需要复试，从广西到兰州，要一笔路费，县教育局补助了我一笔钱，让我能够跑到兰州复试。也是因为赵先生特别热情，我到了学校之后一度变得很被动。赵先生不断地在各种场合讲我考研究生的事情，我一进校门知名度就很高了，被认为是赵先生发现的一个人才。这让我压力很大，觉得自己要是不努力就很对不起赵先生。　txt小说上传分享

秦晖：与黑暗擦肩而过（4）

到了兰大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在走考据的路子。记得我在兰大最初写的几篇文章在历史系就被传言不是我写的，而是我爸妈代写的。因为那几篇文章在他们看来不像是同龄人写的文章，引证特别多，而我爸妈又都是学历史的，都在大学里工作。那时候我每天都泡在图书馆里，以发现稀见史料为快事。当时图书馆的管理还不像现在这么严格，什么善本书、珍本奇本都可以借到。图书馆里的老馆员都是学问很大的老先生，跟学界联系也很多，他们在“文革”期间很少碰到去看书的人，现在看到有人去借书，都非常热情，非常愿意给借书的人提供各种各样的方便，不像现在的图书管理员，你去借书的时候总是冷冰冰的样子，希望你不来最好。我读研究生那几年，研究生比较少，我们可以到处跑外地去查资料，路费、复印费都可以报销。找一个比较便宜的小旅馆，就可以在当地的图书馆泡上一两个月。有一次我到上海图书馆去查资料，拿了导师给当时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先生的介绍信，顾先生当时正在生病，我没有见到他。我把导师的信给了馆里的工作人员，那里的善本部主任也是一位老先生，非常热情，给我办了他们食堂的饭票。甚至在八小时之外，他们把我锁在善本部里面让我任意看书。那时的善本目录也都是开放的，整理得非常好。由于经常泡各大图书馆的善本部，我跟善本部的老先生们关系都很不错。但是也出过事情。有一次我在北京图书馆善本部做笔记的时候，不小心把一滴墨水滴到了书上，结果引得当时北图善本部一位老先生大发雷霆。

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喜欢就一个问题钻研得比较深，赵先生曾经说我：“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