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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到两万到三万一瓶。”他大吃一惊：“你真厉害，我是两万八一瓶买来的。”因为他第一次请我吃饭就喝这种酒，之后觉得把酒的质量降下来不好意思，我打趣：“以后吃饭不要带酒，兑现好了，直接给我酒钱。”

蔡澜：邵逸夫先生教我做就做到最好（1）

蔡澜

蔡澜，祖籍广东潮州，新加坡出生，留学日本，移居香港。蔡澜多才多艺，曾任电影制片人，监制过一系列成龙电影；作为作家出版过上百种著作；主持多个饮食节目，是香港著名美食家。蔡澜交游甚广，被喻为“香港四大才子”之一。

口述：蔡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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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经历就像是我父亲经历的翻版，确实是这样。我父亲也是一个作家，同时还是书法家，并且还是电影工作者。（蔡澜的父亲蔡文玄早年从潮州潮安县照门蔡村移居至南洋，是一位诗人，后来在邵氏片场的一个分行做干事。）

说起来，我当然是受了父亲很大的影响。我和他关系一直很亲密，我在外国念书的时候，我们一直通信不断，后来我在香港，他在新加坡，联系也从来没有断过。

我们小的时候，父亲常常买一大堆书回来，给我们兄弟几个自己选，看看我们喜欢哪一类的，以后他就专门给我们哪一类的。姐姐喜欢教育类的，哥哥喜欢做生意的书，而我则喜欢看希腊神话、天方夜谭这些古古怪怪的书。这些阅读对于我日后的写作起了很大的作用。

14岁的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投给《南洋商报》，结果报纸给发表了，当然很兴奋，但后来这种感觉也就消失了，那篇文章好像是一篇影评。大概很多人会觉得奇怪，我那么小的年纪，怎么就想到去投稿？但是这对我来说，好像是很自然的事情，我看了那么多的书，看到别人能够写，就觉得我也能写。看了电影和别人写的影评，我和他们的感受不一样，我只是把我自己的感受写出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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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我在日本读书的时候，就担任了邵氏电影公司的驻日经理。

这样的经历让别人看起来也比较奇特，但是对于我来说也很自然：父亲就在邵氏公司任职，我可以说是邵逸夫先生看着长大的。我去日本读书的时候，他说：“那边刚好有一个经理要退休了，你正好可以接任。”我想大概是他觉得我可以的。

小时候，邵逸夫先生就很喜欢我，我小时候留了胡子，他看了就跟我开玩笑：“我都没有留胡子，你小小年纪，留什么胡子。”小时候我和邵先生见面倒是不少，像父亲的生日，或者是我去父亲公司那里玩，都会见到他。不过那时候我和邵先生的关系，也说不上是“忘年交”，一定要说一种关系，也只能说我是邵先生雇员的儿子。那时候我也没有跟他做事情，只是觉得他很随和。

后来跟他做事情，才发现他很严格，做什么都要求我们做到最好。他每年都会来日本召开公司的集会，这时候我跟邵先生的接触才多了起来。邵先生喜欢到日本吃东西，他觉得东京是一个最好的休闲四五天的场所，那时候让我奇怪的是：他每次到了日本，不单吃日本菜，还去吃中国菜。我想吃中国菜在香港也可以啊，何必跑到日本来吃呢。不过后来我明白了，我发现他每次到日本吃中国菜，总是会点一个黄鱼来吃。因为那时候黄鱼在香港和大陆慢慢地少了，而邵先生很喜欢吃日本的黄鱼。

简单地说，我那时在邵氏的工作就是买片子。日本有了什么新影片我就去看试片，看完了之后我要是觉得这个戏很受欢迎，就把这个片子买下来寄到香港。在香港完成配音，然后再寄回日本冲印，冲印完了之后我再看演员的口型能不能对得上。其实那时候日本公司的规模也很小，只有五六个人。我只要对邵先生负责就好。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蔡澜：邵逸夫先生教我做就做到最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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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日本工作的后期，开始参与拍电影，做监制。后来就去了台湾，和古龙的交往就是从那一段时期开始的。我去台湾拍的第一部电影就是古龙的作品《萧十一郎》，那时候是电影的黄金时代，拍什么戏都赚钱，对电影的质要求并不高，只要有量就可以。和古龙第一次见面就是买他的版权，古龙很能谈，天南地北都能聊得来。和古龙聊天当然要喝酒，那时候我正好也能喝一点，所以谈得很投机。后来倪匡和古龙交往的时候，我就回了香港，工作很忙，很多时候走不开。但是还是有时会和倪匡从香港去台湾找他喝酒，联系虽然比以前少，但是并没有影响彼此的感情。古龙有两方印，就是我给他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