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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着怎么办。我老婆要把它存起来，可是我却想把它花掉。当时在香港，我和我老婆两个人去饭店，五块钱可以要三个菜一个汤，白饭可以随便吃；去看电影，一张票一块半，我们两个人只要三块钱。一般人一个月如果拿到四五百的话，就是很高的工资了。那是在1960年，金庸的报纸是1959年创刊的。

《真报》是一个极右派的报纸，极端反共，《明报》则表示中立。有一次金庸在《明报》上说《真报》“只顾反共，不顾事实”。我写文章和金庸论战，说“我们既顾事实，又顾反共。”那时候《明报》创刊已经接近两周年了。有人开玩笑说：“你这样和金庸对着干，小心他不让你写稿呀。”我想那有什么关系，反正有大把的报纸让我写稿。《明报》两周年的时候，我去参加，查太太在宴会上大声问：“倪匡来了没有？他这样骂我们，还敢来吗？”我笑嘻嘻地说：“早就来了，就在你后面。”查太太大笑，这个镜头我记得太清楚了。那时我在《明报》上写的是《南明潜龙传》。

和金庸第一次见面的时间我现在记不得了。那时候，我们那帮联系起来的几个南来香港的青年，经常在一起喝下午茶，谈天说地。当时有张彻、董千里、萧适楼等等，金庸有时候也参加。张彻那时候还没有做导演。最近见到金庸，我跟他感叹：“那时候经常聚会的人好像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他想了半天说：“刘以鬯。”但是刘以鬯那时候很少跟我们来往。我和金庸的交往，我觉得是君子之交，我们之间永远是他来找我，这么多年来我从来没有去找过他。因为我觉得他是大人物，那么忙，又有钱。他有学问，我也很喜欢和他在一起。他现在返老还童，性格比以前活泼了很多。我回香港之前，他打电话给我：“你搬回来住？太好了，你搬回来我就不去英国念书了。”结果我真搬回来了，他还是去英国念了博士。我问他：“你怎么又到英国去啦？不是说我搬回来你就不去英国了吗？”他说：“我有说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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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彻的剧本差不多都是我写的，所以有个对子说“屡为张彻编剧本，曾为金庸续小说”。我和张彻的交往太早了，那时他三十来岁，穿一个花衬衫，头发吹成卷的，个子又高，真是神气！张彻是个非常出色的文人，书法、作曲什么都能干。那时候我在《真报》客串写影评，他在另外一个报纸上写影评。我写影评，有时候是根据一张海报就开始写了。张彻是真正懂电影的人，看到我写的影评，看不过眼，就在报纸上写文章骂我，说我没有题材写东西，没有看过电影就乱写。我就跟他论战：“你这位先生真有趣，不是评电影，是评影评，不是影评家，是评影评家。”后来董千里看到了，说：“张彻我认识的，找他出来喝咖啡。”我们一见面，就很投机，成了很好的朋友。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倪匡：被一阵风改变的人生（6）

后来他做了导演，他找我写剧本，　我说我不会写剧本。他说：“你知不知道有一种形式叫电影文学剧本？”我说：“知道，我很喜欢看。”他说你照那样写。所以我给张彻写的剧本都是文学剧本，你看我写的剧本就像看一篇小说一样，从头到尾没有电影术语，直到现在我也不会写那种有电影术语的剧本。当时有个导演，以为所有写剧本的人都想做导演，在我写剧本很出名了之后，找到我问我想不想做导演。那位导演下午五点钟到我家，一直讲到半夜一点。他撑不住了，说：“我饿了。”我说：“你还没有吃晚饭？我陪你去吃宵夜。”吃完宵夜，他又问我：“怎么样？有没有兴趣？我马上给你安排？”我说：“没兴趣。”气得他大骂：“你为什么没兴趣？”我说了一句话，让他三个月没有理我：“我自认上辈子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情，这辈子何至于沦落到要做导演？”因为我知道那时候一定不能敷衍他说：“让我考虑考虑。”否则的话他三天两头地来，岂不烦死了，所以一定要严词拒绝他。

我这个人，是很个人化的一个人，对于我来说，最适宜的工作就是写作，完全是个人的，不必听任何人的意见。而拍电影要和几百个人合作，电影没有拍完，我早就死掉了。所有做电影工作的人都想做导演，但是我不想做，一点兴趣也没有。我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做不了。我在香港一混就是几十年，写作是我唯一的谋生方式，稿费越来越高。提高稿费的办法也很简单，最多的时候同时要写十二个武侠小说，在墙上拉一个绳子，拿小夹子把每个要写的小说夹在绳子上。今天该写这个了，就把这个摘下来，一口气写上十二天；明天该写那个，就把那个摘下来写上十二天。每次写大概不到两万字。我从来不收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