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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题材广泛，包括小说（武侠、推理、科幻、奇幻）、散文、杂文、专栏、政论、电影剧本等等；下笔如飞，倚马可待，被称为“自有人类以来，汉字写得最多的人”。他曾与黄沾和蔡澜合作主持亚洲电视清谈节目《今夜不设防》。

口述：倪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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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之初，地方上很需要稍微识一点字的所谓的“知识分子干部”去从事文书工作，到处都在招人。在我之前是所谓南下干部，在上海招了一批中学生，随解放军南下，那批人最后有些级别很高。华东人民革大是第二批，大概是六七千人，要先在华东人民革大集中受训三个月，政治部主任舒同是当时的校长。我因为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到了华东人民革大。　1951年，我不到16岁，在读高中。有一次逃课在马路上乱晃，走过外白渡桥的时候，刚好有一阵风吹来，把墙上布告的一角吹了起来，遮住了另外一角，看不到布告的内容了。如果没有风吹着，我根本不会看那个布告，可是风偏偏把布告吹了起来，我偏偏又有好奇心，就走上去把布告揭开来看。一看，是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在招生，最后一天，招生处就在附近不远的地方。我反正也没事，就走过去看看，结果就报了名。当时要求报名的人要年满17岁，可是也没有人管你，他们问我念到哪里，我说初中毕业，他们说好，那你来吧。就这样，我被送到苏州去受训三个月，三个月之后就分配工作了。

革大的学员一共六千多人，我那一拨有两千多人，我们每天都是思想训练、自我检讨、挖掘历史问题等等。当时我是积极分子，因为年纪轻，没有什么历史问题，就拼命去挖掘人家。挖掘的办法就是开会互相检讨、自我坦白。再就是威吓，比如告诉被揭发对象：你的情况我们都调查清楚了，你还不赶快坦白？这样的手段很奏效，很多人把自己参加三青团、国民党的经历都坦白出来了。

我还没有毕业，就去参加了抓反革命。当时我们是跟着公安部出去走走，看看门而已。我记得，有一个晚上在苏州就抓了三万多人。那时苏州也不过五十万人，所以我们很迷惑：怎么那么多的反革命？后来了解到，镇压反革命的活动先是在上海展开，很多人从上海跑到了苏州。这是发生在1951年第一次镇压反革命的时候。后来枪毙反革命，我们跑去看，小孩子第一次看到那种场面，回来吃不下饭。不过后来看多了，也就习惯了。

接下来就是土改斗地主，斗争地主的时候，他们说我同情地主。因为当时让我写一个布告，公示判处死刑，写判处死刑理由的时候我问写什么，领导告诉我写地主。我说地主不构成死刑理由。领导说：“让你写你就写，罗嗦什么！”后来我写的第一个关于卫斯理的小说，就把这段经历写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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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大受训完之后，我被编入公安部队，但第一个工作是治理淮河。我很纳闷，公安部跟治理淮河有什么关系呢？到了地方才知道，有好几万个劳改犯在那里，我们是公安部劳改局第十局，被派去管理那些犯人。那个工程叫做“双沟引河工程”，我喝酒就是在双沟那个地方学会的，因为那里出很好的高粱酒。有些老干部喝酒如喝水，每次和他们喝酒都要喝醉，慢慢的酒量也就锻炼出来了。

倪匡：被一阵风改变的人生（2）

因为淮河年年发水灾，所以苏联专家建议挖一条河，把淮河的水疏导到洪泽湖里去。我去的时候是夏天，不是汛期，河面不是很宽，我们游水可以游到对面去。河岸旁边有大量的土地，很肥，很平坦。我当时很奇怪：当地人怎么这么懒，这么好的土地怎么不种东西呢？当地的老乡告诉我，不到几个月，汛期来的时候，水会把岸边的土地淹掉，所以不能种东西。苏联的专家到了那里一看，说：“你们中国人真笨，离这几十里就是洪泽湖，把水引到洪泽湖不就行了？”中国的水利专家告诉他：“淮河水涨的时候，洪泽湖的水也涨。”苏联专家不相信：“内陆湖怎么会涨水？”于是开始挖河，27公里长，最深的时候30多公尺深，4万个劳改犯人，3万个民工，当时要求在汛期到来之前一定要把河挖通，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壮大的场面。河是挖通了，但是淮河水涨的时候，洪泽湖水也涨，河道堵塞。苏联专家拍拍屁股，走了。后来才知道，那个所谓的苏联专家，不过是一个苏联水利专科学校的学生，来中国实习。那时对苏联专家的待遇别提多好，我们吃高粱棒子面，他们吃面包，烤得不香还要发脾气骂人。我们都看不惯他们的这种做派。我们喝酒的时候，他们闻到酒香就跑过来，但是我们就不给他们喝，他们找不到酒急得哇哇叫，把花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