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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自己吃饭了，总算是有了一些改善。那时候，我开始着手准备那本《批判哲学的批判》。当时材料有限，看到的材料更加有限，所以一直没有动笔，因为如果不看哲学界其他人的研究成果，一个人在那里想半天想出来的东西，结果是人家早想出来的成果，就算是白费了。1972年我从干校回到北京之后，接着研究康德，别人也偷偷摸摸地帮我借一些书。

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75年，又一次下乡运动来了，但是我这次并没有去，因为毛泽东在1976年去世了，整个政策都发生了转变。从七十年代转变到八十年代，客观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李泽厚生活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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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把我归结为八十年代思想界影响最大的人，其实我写文章，并不太考虑读者的看法，到现在也是如此。当时我在所里从来不讲我研究的这些东西，也从来不去申报什么课题。后来书出版之后，所里的人都吃了一惊。《批判哲学的批判》当时卖了三万册，算是美学界卖得最好的书。当时还没有“炒作”这个词，买书的人到现在也有四五十岁了。当时很多人称呼我“导师”、“精神领袖”，　因为从小就听到过很多过奖之辞，所以对于这些，我没有什么飘飘然的感觉。我在所里的待遇也并没有因为这些带来什么好处，直到1986年，我在所里才分上房子。相反，我觉得有很多人开始攻击我，包括我们所里的一些人。对于这些我倒也能够习惯。

62岁的时候，我到了美国，主要是在大学里教书。我常常说我到美国有三大冒险：第一个冒险是62岁还要去学开车，很多朋友都劝我不要学，但是我说我没有办法啊，在美国那种环境里，不学开车我没办法走路啊。学车我用了比别人多一半的时间，还算是学会了。第二个冒险就是我必须要学会讲课，我毕业之后就分到社科院了，从来没有上过课，到了大学里必须要登台讲课。第三个冒险就是必须用英文讲课。没有办法，我硬着头皮去讲了。这三大冒险我总算都闯了过去。想起来不容易呢，毕竟当时我60多岁了。

侧记：

去见李泽厚之前，我心里一直嘀咕：他现在是什么样子？曾经他的影响之大，无出其右者；也曾经沉寂多年，后来因为一本《浮生论学》和《告别革命》而备受争议。关于他的段子还有一个，是在他沉寂多年之后的：话说是在某一年，李泽厚南下应邀作客一家开在大学附近的民营书店。书店老板是个做事低调的人，对此并未大事张扬，只不过在店门口贴了一张不起眼的小告示，却也引得一群青年学子注目。他们兴高采烈地指指点点奔走相告：太好了！李泽楷要来了！

果然，一见到他，李泽厚就说：“你们这个年代的年轻人大概不知道我了。”神情中有几分落寞。李泽厚是个不善言谈的人，我问，他答，很长时间里，我和他处于一种有点尴尬的境地。后来采访结束了，我们在一起闲聊，对诸多问题的看法，聊了很多。碰巧，我的好多看法跟老爷子出国以后在外面发表的文章观点很相近，以至于他总是问我：我某年发表的某一篇文章，你看过没有？我摇头。他一下子来了兴致，“你等一下，我送你一本书。不知道你看过没有。”

短短时间内认识一个人是困难的事情，但是我还是想试着为李泽厚画个像：他外表不修边幅，显得有些木讷，内心却很自负。这种自负，是建立在对自己所说的话、所写的文章“负责任”的基础上。单单凭这一点，让我对李泽厚保持了自始至终的敬意，观点是否相同，反倒退而其次了。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许倬云：平生所学 未负师友（1）

许倬云

许倬云，江苏无锡人。1953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史学系。1956年获文科硕士学位，后入美国芝加哥大学进修。1962年获人文科学哲学博士学位。先后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台湾大学史学系副教授、教授、系主任。1970年任美国匹兹堡大学史学系及社会系合聘教授，东方研究评议会主席。1980年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著作有《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汉代农业》、《心路历程》等。

口述：许倬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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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学时代是在无锡的辅仁中学度过的。辅仁中学在无锡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中学，跟辅仁大学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取“以友辅仁”的意思。当时教我们的老师都是饱学之士，抱着服务乡里的理念在那里教书。他们教书跟其他的学校很不一样，都是启发式的。比如说沈治平教我们英文，他上课不是叫我们背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