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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美与不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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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关于美学讨论的文章发表不到半年，“反右”运动就开始了。不过我比较幸运，“反右”还没有开始，我就离开北京跟我们所里一些人到敦煌去考察壁画去了。当时敦煌的洞窟可以随便进，还不像现在管理得这么严格。当时常书鸿就在那里，不过我们没有什么接触。我的个性是不大跟人接触，尤其不会主动和人去接触，别人来找我，我也不会拒绝，但是我从来不主动去找别人，包括钱学森来看过我，我却从来没有去看过他。我从敦煌回到北京的时候，“反右”的高潮已经过去了。所里倒是也曾经调查我，问我在路上说过什么话。不过当时所里的右派比例已经超过了一般单位的右派比例，所以有人说我成了一个“漏网右派”，像当时我们所的贺麟，也是“漏网”的。

1957年12月，我和所里几十个人被下放到太行山区的元氏县去劳动，这些人大多数是右派。当时我在所里还算是业务尖子，本来可以不去的，但是因为我是“漏网右派”，所以也要下去改造思想。在那里主要就是劳动，连洗衣服的时间都紧张。而且又赶上1958年大跃进，整天都在干活儿。当时我记得经常搞“夜战”，“夜战”的时候，两三点钟就要起来，带上一张油布，那时没有塑料布。走到地里，把油布铺在地上睡觉，睡到天亮的时候起来干活，现在想起来很可笑。当时是讲“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所里的人分成几拨，住在老乡的家里，吃“派饭”，今天在这个老乡家吃，明天到那个老乡家里去吃。当时我正当年，肩上要担一百多斤的担子，所以每天都觉得很累。过年的时候，有家的人可以回北京过年，而我们那些单身汉则不让回来，虽然元氏离北京很近，但是就不能回来。

这次下放回来，紧接着又是下放。这次是在1960年，到山东。如果说第一次下放最深的印象是“累”，那么这一次就是“饿”了。每天只能吃到四个白薯，没有别的东西吃，饿得很厉害，全身都开始浮肿。当时老乡还有自留地，我们则是什么都没有。

我的生命中还有两次“四清”。“四清”和下放不同，下放主要是劳动，下放的人在别人看来都是犯了错误的，劳动是对你错误的惩罚。“四清”则不一样，下去“四清”的算是干部，下去清查地方干部的“四不清”。前后两次“四清”，大概也是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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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开始的时候，我在北京。当时有些人很狂热地卷了进去，我算是个“逍遥派”，看法虽然也有一些，但是没介入那些纷争。不过机关跟学校有很大不同，因为都是成年人，所以不像学校闹得那么厉害，虽然两派之间争得也很厉害。我们所里当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操纵整个北京市的“文化大革命”。因为哲学所造反派的头儿和中央文革小组有直接联系，别的地方的造反派都是年轻人，我们所里的则都是老革命，跟康生有直接联系。我们所所谓的造反派其实也不过是跟中央文革小组有联系而已，在别的单位基本上算不上是真正的造反派，所以也引起真正造反派的不满，就来造他们的反。当时很多人被揪斗了出来，像张闻天、何其芳等人。

我那时候已经结婚了，就尽可能的不去所里。但是有时候有事还是要去一次，平时就开个病假条，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的也不到所里去，就在家里看看书。1970年，我们所集体下放到河南信阳，两百多个人住在一个大房子里，这就是“五七干校”的生活了。一开始的时候也是住在老乡家里，土房子，没有窗子，白天都是黑的，下雨的时候到处都是泥。白天到很远的荒地去干活，这样干了几个月，就开始自己盖房子，自己做坯、烧砖。但是也没有多久，又搬到了别的地方，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两百个人住在一起的大房子。我们之中年纪大的有六十多岁的，年纪轻的有十七八岁的，晚上打起呼噜来此呼彼应。那时候，我们每天的主要活动还是劳动，不过劳动之外多了开会，还要抓“五·一六”分子。

李泽厚：穿越美与不美（3）

不过在那里，也还有一些学习的机会，因为总不能时时刻刻地开会搞运动，所以每天还有一段自学时间。在那段时间里，我把讲马克思理论的书摆在上面，在底下则偷偷地看康德。当时去干校的时候，每个人都有一个统一的箱子，可以放衣服什么的，我则把我最喜欢的和自己觉得最值得读的书放到箱子里带到了那里。跟1958年的“四清”比起来，干校的生活似乎没有那么饥饿，伙食相对也要好一些，不过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在农民家中和农民同吃的时候，苍蝇经常跑到用白薯做的面条里面。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