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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桑塔格似乎是来自丹麦的黑女郎与黑王子两者合一的混合体。她从不穿上简简单单的黑衣服，她不符合传统的女性观。同学们清楚，他们以前可从未碰到过像她这样的女人。

一个女大学生看着桑塔格穿着笔挺的黑裤子，从身边大步走过，不禁纳闷，她是从哪里搞来这套行头还有这张脸的：“是从南美吗？是从兴都库什山脉　吗？”穿着她的美国式游击队服装，还围着厚厚的围巾，她看上去很高很黑。她是哪国人？德国人？犹太人？

男人们则在考虑：能搞定她吗？她是他们见过的最聪明伶俐的女人，她能像他们一样喝酒喝不醉。桑塔格看起来独往独来，他们马上就开始为她争风吃醋了。不过，惟一引起她注意的是位名叫哈罗德·所罗门的研究生。他似乎是一个令人感到惊讶的选择。所罗门喜爱孤独，落落寡合，但他和桑塔格一样，也研究哲学。

与其他人，桑塔格则保持一种让人感到难受的距离。她听得多，说得少，制造出一种“公然的怀疑主义”的气氛。每个人都试图给她留下印象，因为即使她一言不发，她在场也是那样地警觉有力。谁都不想出丑。这个沉着的美国人说话做事从不毛里毛糙、粗鲁无礼，你抓不住她的小辫子。她的自控能力超强。

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岁末年初交替的那个初冬，桑塔格邀请格罗斯曼去她的住处。格罗斯曼去了，她颇感荣幸，但又有点儿迷糊，因为自己当时年方二十，是个崭露头角的诗人，不是什么哲学家。她发现她们俩很难谈得起来，因为桑塔格有的书她大多没有看过。桑塔格抱怨房子里冷，说为了暖和，她衣服里面总穿着睡衣；为了证明这一点，她撩开黑长裤的裤边。格罗斯曼看得出，桑塔格对英国已经不抱什么幻想，“英国傲慢的地方主义让人感到悲哀，严重的性别歧视更是无处不在。”

坐在长沙发上，格罗斯曼此时此刻似乎察觉出一丝温馨浪漫的味道，这时桑塔格把远在美国的小大卫的一张照片拿出来给她看，这种感觉才嘎然而止。格罗斯曼回忆说，“震惊让我思绪翻滚。当时，我想我是搞错了，原以为她是同性恋。但是，以我当时的理解，不管怎么说，一个母亲不可能是同性恋——更别提我看见照片上这么小的孩子时心中的不安了。”格罗斯曼猜想，桑塔格对大卫喜爱极了，很想他。至于丈夫，她只字未提。照片里没他。

探索（2）

对认识她的英国人来说，桑塔格非常美国化，也非常迷人，个中部分原因是她看上去那么独立。离开丈夫，去做自己的事情，这似乎是美国女人精华之所在，而在英国这几乎是不可思议的。对格罗斯曼来说，桑塔格从衬衫到裙子一身黑装，行军般大踏步前行，走在探索的道路上，“方向明确，脚步坚定，仿佛她对自己需要什么早已心知肚明，然后便得到她之所需。”

不久，格罗斯曼便听说桑塔格过了圣诞节就前往巴黎学习去了。她留下了一个真空。她的那帮英国朋友觉得受了奚落，当然，她这样做并不表示轻蔑，她只是消失了。这一年春天，哈罗德·所罗门自杀。格罗斯曼认为，这件事似乎就如桑塔格离开后引起的震荡一样——是其力量的最终证明。

格罗斯曼的朋友伊莱恩·斯卡里（《痛苦中的身体》的作者）问桑塔格是否介意自己被写进格罗斯曼的小说。她对斯卡里讲，不介意，相反，那让她很开心。对记者佐薇·海勒，桑塔格将她在英国的短期逗留描述为有趣的插曲；在那里，她“身穿宽松的外衣，脚踏自行车，四处闲逛”，遇到“有趣的年轻人”。她称之为“使自己年轻的一种途径”，“以前我从未允许自己这样做——这是我第一次经历的合适的学生生活，尽管我当时已结婚，而且还是个母亲。事实上，在牛津的那一年＇实际只有四个月左右的时间＇意味着我婚姻的结束。”

到了巴黎，当然就意味着栖身《夜林》，这是“拙劣的嘉年华、一种人类动物园的巴黎。那些城里的徘徊者希望成为他们急欲成为之人，却不能如愿”。桑塔格做着人们或许能猜中的事情：恶补法语，凝望城中辉煌的建筑，追求感官刺激，逛书店。她在离巴黎大学不远的雅各布街拉丁区找到一个房间住下；在这里，她要继续做她的伦理研究博士论文。都市化的巴黎大学比起平静的、几乎是乡村的牛津大学来要适合她得多。严肃的巴黎学生吸引了她。这些学生住在破旅馆里，日常开支依靠家里拮据的资助（当时还几乎没有国家奖学金）。他们不打工——“当招待、洗盘子有失尊严。”他们有大量的时间在咖啡馆争辩，在最简单的事情上找到复杂性。那时候的思考路子是：“你说得对，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