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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男性般的独立”。当问及是否见过桑塔格家别的什么人的时候，马戈林说没有，“认识苏就足够了。”

桑塔格是学校管弦乐队的小提琴手，是一个世界友谊协会和滑稽戏俱乐部的会员，十五岁的时候，她就已经是一位出色的演讲者了。她发表过关于亚伯拉罕·林肯的演讲，参加过论题为第三党的必要性的辩论。她代表学校参加了世界友谊演讲赛的半决赛，就“我的邻居是谁？”的主题发表演讲。不过，尽管她才华出众，没有哪个同学认为她是个怪人。大多数同学几乎就没有注意到她。她看上去傲慢吗？没有人记得有个叫苏珊·桑塔格的学生有一丁点讨嫌，除了体育老师——简·萨利文。简记得苏珊“狂妄自大”，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如何逃避体育锻炼上。

库兰、洛和其他人都记得这所进步学校里有一支生机勃勃的、大多年轻的教师队伍。学生们享有充分的自由去选择课程和老师。他们记得当时不存在偏见——最近一次老同学聚会上一个墨西哥裔美国学生的话证明了这一点。

别处的一个世界（5）

但是，梅尔·罗斯曼的回忆里，“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青少年的世界完全不同于当今世界”，前者是一个让人感到孤独的世界。

当时没有青少年文化。我们每人都生活在各自的地狱里。我们谈论许许多多让我们心往神驰的事情；我们讲到许多我们关心、恐惧和希望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谈论与我们家庭的关系。那些事情，还有性，完全属于个人隐私，我们从来就不会考虑去讨论，连和我们最要好的朋友也不谈。那些话题完全是禁忌，我们自己也常常连想都不敢想。也许，我们因此才对我们看的书、听的音乐那样充满激情。

偶尔，老师也会闯进这个私密世界。对于罗斯曼和桑塔格来说，这么一位老师就是索菲娅·莱辛。苏珊听莱辛的英语课，莱辛曾邀请苏珊上她家作客。多年后，在桑塔格一次签名售书会上，莱辛向她作了自我介绍。“我无法告诉你那个时候她对我意味着什么，”桑塔格回忆道，“我们俩聊了很久，都哭了。我到现在还记得她的起居室的样子。壁炉上挂着一幅保罗·克勒　作品的复制品。”

弗朗西丝·加纳，一位受欢迎的英语和法语老师，戏剧教练，经常旅行，她同时也是老道的先锋文学读者，是她另一个重要的智性导师。她女儿琼·加纳·泰勒说：“妈妈成了桑塔格的第二个母亲。她和苏珊一见如故。我是进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才听说的。妈妈一个劲地夸她，她们俩经常呆在一起。”苏珊去加纳家拜访过，发现欢迎她的弗朗西丝是个为“非传统”所吸引的老太太。弗朗西丝·加纳曾对女儿讲过有个叫苏珊的有点儿反叛，她没什么朋友，她不是一个双手合叠、坐在课堂里机械地听着老师布置作业的女孩。平日里受到管束的桑塔格此时畅开心扉，加纳太太得知她与母亲的相处有问题，与家人并不亲近。加纳太太断定苏珊·桑塔格会取得巨大的成功。“苏珊在芝加哥的时候，她们俩通信，”琼·加纳·泰勒回忆道，“妈妈是芝加哥大学毕业生，这成为她们之间联系的纽带。”

苏完全有别于她的同班同学。她不是孩子般的娇小可爱，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漂亮。不是那样的，比桑塔格低两级的作家贾梅克·海沃特记得，“她俊俏得令人赞叹：皮肤黝黑，表情严肃，眸子里流露出超常的智慧，一头乌黑浓密的头发比现在的短，卷曲得厉害些，精致的双唇随时准备张开，娓娓道出一套又一套思想，这既让我着迷，又让我愤慨。”苏的眼神表明她完全能将心比心，替人考虑，但是，海沃特在后来与已成为作家的苏珊·桑塔格几次紧张而又匆忙、有冲突的相遇中，再也找不到她的那种品质。海沃特曾与桑塔格一起担任笔会管委会成员，他发现桑塔格不友好。就像笔会管委会主任卡伦·肯纳利告诉海沃特的那样，苏珊经常对朋友大发脾气，“当着大家的面一甩手，‘砰’的一声，将他们拒于她的生活大门之外。”

杰克（当时，收养他的人家叫他“杰克·马克斯”）与苏有共同之处，即爱争辩、爱思考。即使在那个时候，“她也很强硬”，崇尚理性。杰克是个浪漫主义者，非理性的辩护人。“苏想把我拉回到天真的现实主义世界中去。她偏爱莱昂内尔·特里林那种男性的、直率的风格。”她年长几岁，而且博览群书。她向他提出挑战，看他能否证实他的观点，能否找到更具有说服力的观点——但一般总是她赢，总以一句类似“正如T·　S·艾略特所说的那样”的话来结束辩论。她激怒了杰克，但也迷住了他，坚持要他看“看不完的小说和文章”。她使他受到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