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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会议。校方很遗憾地面对着我们，给出的原因类似于“那段时间校内外的行政、事务工作很繁忙，无法完整地组织国际文化节所需要的资源”。但在座的各国留学生代表们都很清楚，校方给出的理由是表面的，他们真正害怕的是到时候现场会混乱而失控。说得白一些，就是怕出乱子。

那么，当时怕什么呢？2004年第一届在4月份这个最好的季节里举办，并取得了圆满的成功。后来的各届也都办得有声有色，到2010年，已办到第六届了。那么，为何只有2005年的时候如此谨慎，如此害怕“乱”呢？

背后的担忧是反日情绪。之前4月9日在北京发生过规模巨大的反日*，早上八点从中关村海龙大厦出发的*队伍经过北大西门、清华西门，最后到达位于建国门的日本驻华使馆，最终扩大到一万人的*队伍向大使馆投扔石头、鸡蛋、塑料等，也波及了日本餐厅、日本企业所在的建筑大厦等。一周前，4月2日，四川成都的华堂被民众袭击，几乎同一时间在广东地区，反日*从深圳开始蔓延。一周后，在沈阳、上海发生了更大规模的反日*。上海那天*的规模最大，*消息通过因特网和手机短信，大范围地流传……

在北京*的那一天，我还做了回“特务”，就是一方面绝对不让北大日本留学生参加*，同时，自己“潜伏”在*队伍里面，了解*队伍的动向，并及时汇报给日本使馆的有关人士，以便让他们及时掌握信息，提前采取措施，保护在华日本法人的安全，这是理所当然，何况我是留学生会长，与日本大使馆是有联系渠道的。这样做，我认为不仅符合日本的利益，也是符合中国利益的，毕竟，两国都不希望发生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失。我的工作，可以悄悄起到保险阀和预警器的作用。

不必讳言，2005年3月到4月那段时间，包括北京在内的中国国内充满着反日、厌日、嫌日情绪，举办跟日本有关的活动，几乎100％可能受到中国愤青们干扰。国际文化节是对校外开放的，谁都可以进来，自然谁都可能来凑热闹、搞热闹的。校方最后下决心决定延期，自然，这个决定也一定不是校方的擅作主张。虽然这一决定让我们日本学生感到难过，当时许多日本留学生，尤其是作为我的伙伴一起参与策划、筹备工作的经济学院的师姐（她毕业后去《朝日新闻》当了记者）今村优莉很伤感，流了很多眼泪。开完会后她坚决不接受校方决定，我就冲过去劝她冷静下来：“你先别这样，校方有校方的考虑和担忧，这也是为了保护我们日本留学生。这不是取消，而是延期，理解一下好么？”她很愤怒地对我说：“你这样说是背叛我们，别屈服校方了，日本原因导致文化节延期，你怎么对得起其他国家的学生呢？以后再也不相信你！”哎……女孩子就是这样，总是情绪化，虽然我也理解，毕竟，那年是她的毕业年，延期对她来说就等于是取消，她对文化节有着很深很厚的感情。那天以后，我们几个月也没有说话。后来和好了，她毕业典礼那天，我向她表示了祝贺，直到今天，我一直对她的记者工作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　。。

与“非典”有关的日子（12）

2005年9月份，新的学期开始了。9月26日，我接到了国际合作部直属，促进国际交流的最大学生社团SICA（Student　International　munication　Association）学生的电话。她说：“10月22日主办第二届文化节，9月29日校方开第一次协调会。”这条消息对我来说太突然了。我还记得我在电话里对那位学生说：“我们马上要放假，不是国庆节吗？大部分的学生都要离开学校去旅游，只能节后才开始准备，不到两周的工作时间，物质上不可能准备好，我要求改变文化节的日期，其他国家的留学生也一定会这么想的。”

9月29日，通过第一次协调会了解到日程安排之后，我开始思考应该怎么开展今后的筹备工作，并马上向我们的支持机构——日本驻华大使馆和日本国际交流基金通报了这条消息。放假期间，虽然没有顺利地和校方、志愿者、日本留学生保持联系，但为了开学之后能够顺利、迅速地着手，我和一位日本留学生会的助手放弃休假，留在学校进行前期的筹备工作，为放假后大约两周左右的集体筹备进行充分讨论，预作准备。

10月13日，在第二次协调会上递交展台计划之后，我们日本留学生（这次专门为本届文化节建立了执行委员会）也开了第一次会议，并充分地讨论了展台内容，决定当天在展台里面表现“日本的节日（Japanese　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