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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做到至少一举两得，一石二鸟，否则我不会做，至少要让自己找到两个点，当然，一举两得也好，一石二鸟也好，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更多的是主动寻找创新和突破，是意愿高度强烈和自觉的产物。

翻译工作效益很可观，翻译一个小文件就可以拿一万日元左右。一个月平均翻十个文件，就可以拿到十万日元（相当于6600元人民币）。有时候还接模特儿的活，因为人长得高嘛，长得也比较苗条，加上是运动员，比较健康，比较阳光，看起来，也有一点帅气。但因为这个活不稳定，因此我就不太喜欢。做了一段时间就不做了，家里人也不喜欢那个圈子和那个圈子里人的做派。我就更加专注地送报，做翻译，一个月平均能赚15万日元，就是一万元人民币的样子。这样除了可以负担自己的费用之外，还满足了妹妹上学及生活的费用，剩下的一点钱，用在一家人的餐饮上面。我很满意，自己通过努力能够帮助到家人，每天早上和晚上全家人团聚在一起，看着大家脸上带着满足的微笑，我真是感觉太幸福了，我发自内心地珍惜这种和谐安康的生活。父亲、母亲、弟弟、妹妹是我奋斗的力量，我不是一个人，我们大家在一起。

不过，总体说来，加藤家的日子，还是充满艰辛。搬到山梨县之后，父亲曾充满信心的新工作并不顺利，后来不仅拿不到工资，甚至放弃了房子，外出逃债，一家五口人无家可归……

与黑道“谈判”的日子（1）

我13岁，初一冬天的一个晚上，几个长得不太正派的男人敲开了我家的门，一见面就气势汹汹地命令我们立刻搬走：“这个家已经不是你们的了，知道么，小伙子？”

我有些害怕，但却并不感到意外。我就预感到会有这么一天。一直觉得很奇怪，一家五口人从家乡伊豆搬到山梨县身延町，买了200平方米左右的土地，重新盖了新房子，至少花了5000万日元（330万元人民币左右），用的是贷款。全家入住后，父亲的公司却始终搞不起来，直到那天晚上几个黑道来逼迫我们离家的一刻，我没看过父亲把工资带回来过（那时候他还没开始送报纸）。我们家始终靠母亲的工资生活（我和弟弟送报纸只能提供一些贴补）。当时，母亲有两份工作，一个是在养老院负责福利方面的业务，另一个是在身延町公立初中做清洁工。除这两份工作之外，她还要负责做饭、洗衣服等家务劳动，虽然三个孩子也轮流负责部分家务，但主要还是依靠熟悉家务的母亲。我和母亲每天晚上都要聊会儿天，她经常对我说：“我很对不起你们。连一家五口人的饭碗问题只能勉强解决，还债是不可能的事；如果把我赚的钱用来还债，那我们一家就没有饭吃了。”

终于无路可走了，于是通宵收拾行李，第二天早上就离别住了三年多的新家，一路向北，最后落在了离县厅所在地甲府市大约15公里的地方。那里比身延町发达很多，有许多商场、便利店。我们通过不动产中介公司租下了三居一厅的房子，房租每月高达八万日元（5300元人民币），这笔钱对当时加藤家来说是不小的负担。

家搬到了新地方，可学校不变。我上的是私立学校，住哪里都无所谓的，只要自己能上学就好。但弟弟和妹妹是上公立学校的，弟弟上小学六年级，妹妹上小学三年级，对他们来说，搬家是很痛苦的，要离别旧朋友，不得不重新适应新的环境。只有我一个人用不着更换人际关系，作为老大，心里始终感到很愧疚，我的学费又是最贵的，很对不起弟弟和妹妹，哥哥欠你们太多……

在房租八万的那家，我们只住了半年多，就又搬家了。理由很简单，我们的住处被黑道发现了，家里的电话不停地响，都是逼债的。这里说的“债”比较复杂，除了我们为了盖房子而借的5000万日元之外，还有父亲公司的负债。由于我爸爸负责财务，公司一切财务由他来负责，那么，公司起步之初的几亿元贷款，也以爸爸的名义借。现在看来，爸爸被一块儿开创事业的那几个人欺骗了，实际上是中了他们的圈套，关键在这里。若只有我们家借的5000万，或许并没什么可怕。银行委托的黑道追债人真正要追究的是父亲公司借的大额贷款，母亲、我、弟弟、妹妹全家都受到牵累。不过，毕竟是自己的父亲参与的事情，就应该无条件和父亲站在一起，全力支持他，不抱怨，不放弃。

我初二到高三的四年间，加藤家一共搬了20次家。四年搬20次家，年均五次，等于在一个地方住不到三个月，可不是正常人的生活状态，对，我们过的就是不正常的生活。弟弟妹妹年纪虽然小，也都明白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