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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一定要接触底层民众的生活，否则只不过是小聪明、小皇帝、小精英，是很难成什么大气候的。

当然，当童工，在中国也是违法的。然而，就我的观察，这里的童工现象太普遍了，我曾经走过中国许多城市与农村，也接触过许多辍学出来打工的孩子。

2007年底，有一次去贵州省被设定为扶贫样板的毕节地区大方县考察半个月，主要是了解那里的义务教育普及情况。那个时候，中央政府刚刚制定并推出了一项政策，即免除农村义务教育的书杂费，这是推动农村普及义务教育的非常好的措施，无疑是非常正面的。许多农村孩子辍学，原因很多，但学费及乱七八糟“被”附加的各种费用太昂贵也是一大原因。许多国内外观察家认为，免除书杂费这一举措是中国教育的一次突破与转折。

但我的观感不一样，即这个举措的效果似乎并没希望的那么理想。中央出台好政策，未必都能不走样地传达到地方。我发现在中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很复杂，我见过许多天高皇帝远、自以为是的地方官员，也了解到他们许多无视中央的方针政策，完全以自己的喜好和利害关系去治理地方的情况。中国太大了，地方官员有足够的条件和“智慧”来对付上级，办法之一，就是掩盖事实，假报现状。

在那一“好政策”推出后的大方县，我接触到了太多太多仍然上不起学的孩子们。原因有两个，一是有些家长根本不知道中央出台了免除一切学费的政策，就是老百姓的知情权没有落实，或者是地方政府和学校没尽到宣传之责，当然，是否有人故意隐而不报，以便按惯例继续坐收渔利，我就不得而知了。另一个原因看起来更加严重，原来，孩子不上学的主要原因还不在于交不起学费，而是因为家中贫困。因为，学费并不是家庭对一个学生投入的全部。这一状况让我认识到，那些可怜的农民的孩子不上学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学费多少钱，而在于家里有多少钱。对于许多家庭来说，政府免除学费当然是大好事，但免除学费却并不能保证这些家庭的孩子继续上学。因为家里很穷，尽快改变眼前的贫困，比受教育更迫切。教育算什么呢，又不能给全家带来现实的好处。如果孩子不早一天出去打工，家里就没钱花，因此在很多人家，孩子未成年就被送出去打工挣钱了，在多子女的家庭（中国虽然搞计划生育，但在偏远乡村，多子女家庭仍很普遍），长子长女往往首先辍学，去做童工。童工也许挣不了几个钱，但起码生活不让家里负担，多多少少又能给家里交一些钱。相比不打工，这一进一出，账目是很明白的，你说家长会怎么选择？

我是“童工”出身（2）

我在毕节地区的考察得到了大方县委宣传部及*门的支持，我还接受了毕节电视台的独家采访。很感谢当地政府的热情款待，他们全力以赴配合我的调研活动，经常强调教育事业对扶贫的重要性，“再穷也不能穷教育，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再差也不能差学校……政府官员的工资可以被拖延，但教师的工资一定要按时给。”我也发现，在那块欠发达的土地上，最漂亮的建筑是学校，收获最稳定的是教师，我也确实感觉到当地政府对教育的投入以及为此承受的压力。我收获很大，受益匪浅。不过，问题仍然存在，我能看到的许多内容，都是被挑选的，被安排的，对新政策实施后辍学现象依然没有消除等情况，他们坚决不让我看，他们用什么办法呢？他们用了最常用的办法——装糊涂，此外，他们还“热情”地派来喝酒的高手来陪我，从早上开始就陪我喝，我不愿猜测他们这样做，是不是想用酒把我的头脑弄糊涂。

当然，我并没有糊涂，而是始终保持了清醒的头脑，秘密何在呢？这要归功于来自爷爷、父亲的良好遗传，那就是酒量一流。不夸口地说，我来中国之后几乎没有醉过，或晕倒过。只有一次例外，那次，我一个人跟沈阳军区的五位军人对着干，大家都用玻璃中杯，一杯一杯地干52度的白酒，记不清一共干了多少杯，反正到了最后，我就没有记忆和意识了……

那次贵州调研很成功，我瞅准机会就偷偷地乱跑，跟自费照顾贫穷家庭孩子的教师聊天。一位姓王的女教师对我说：“我每个月的工资2000元，其中800元是给我班上的孩子们吃饭用的。政府当然不知道这个情况。”有一次去一个辍学女孩家，她15岁了，跟奶奶两个人过，父母都到贵阳打工去了。

我问她：“你为什么不上学？”

“因为家里没钱，如果我去了，奶奶、弟弟、妹妹就没饭吃了。”

“国家免除了一切费用，你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