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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也是我这一生要去完成的事业。

曾遭到过车祸的我对生与死的认识是冷静的、理性的，我不指望自己非要长寿不可。只要过得充实而满意，开心而不后悔即可。假如我在42岁从政，且认准了自己的目标了，那么需要非常认真地做好这份事业。我今年26岁，距上面假设从政的年龄还有16年，这段时间叫做过程。这个过程怎么走是个关键，日本人相信充分的准备高于一切，我走进政坛之后的成果如何，完全取决于我在这个准备过程中的积累如何。因此，这个过程很重要。

与“非典”有关的日子（26）

我18岁选择来中国是正确的决定，不早，也不晚。今天日本的年轻人都很内向，不愿意往外看，缺乏国际视野，充满封建主义。很多有识之士已看到这个问题，比如，在中国也很著名的企业家、战略家、教育家大前研一先生等人士也时常鼓励年轻人走出国门，多接触海外的东西，才能反思自己的祖国的再生需要什么。

在许多日本人的心目中，中国是“外国”，但又和一般的“外国”不尽相同，这和中日之间漫长而复杂的交往关系有关。古代时期，日本朝贡给中国，中国册封给日本。当年的天皇派遣唐使到唐朝，学习城市规划、先进文化、制度建设等等。今天京都的城市面貌有当年长安的影子。我们日本的年轻人在小学、初中、高中历史、语文、道德课程里面，接触中国史、中国思想、中国人物最多。虽然近年以来日本人的反华情绪或对华警惕感、不信任感有所升温，但请中国朋友们相信，日本人一向对中华文明有崇拜之心，只是出于面子，不好意思直接表达而已，这里面有一种逆反的心理，跟我非常尊重与敬佩的韩寒当初的某些做法一样，叛逆而已。

从经贸往来、地区合作、政治发展、军事安全、文化交流等任何角度看，中国和日本之间都存在着史无前例的互补性。合则两利，斗则双输。对正在相对衰落的日本国民来说，接受中国崛起的现实需要一点时间，但我们总有一天会调试好民族心理，正面接受中国崛起，利用中国崛起，影响中国崛起。我来中国留学，以往年的日本主流意识形态，一定被看成“亲华派”或“知华派”，这本身是个荣誉，但我不会接受这一称呼。在今天的日本，“亲华”或“知华”绝不是完美无缺的褒义词，有了这个头衔是不好在国内混下去的，如果被贴上对中国有特殊情结的标签，则会被认为无法从容而理性地站在日本国家利益的角度展开政策。我不知道，中国的“亲日派”或“知日派”在国内的境况如何。在了解了中国之后，我希望做一个“国际派”，即不是只有在一个大国学习和生活的背景，而是有在多个大国学习和生活的背景。那么，除了中国之外，另外的大国在哪里？

答案不难找到，那就是：美国。

我早晚会去美国的，这是我必须完成的功课。今天的日本国在国家安全上依靠美国，在经济贸易上依靠中国，这两个大国对日本维持生计、生存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从我未来在日本从政（当然我也不排斥在国际政治上发展，但合理的位置何在，还在探索中）的角度看，光有中国背景的我绝不会轻易地被选民接受。但既有中国背景，又有美国背景呢？日本是个岛国，岛国的国民本身有岛国根性，这是一种排外主义，因此，对于“国际派”本身也抱着一种叛逆意识。从迎合选民的角度看，或许不出国最好，在国内好好扎根，培植人脉。然而，我还是不能不当“国际派”，因为它是日本实现国家利益的客观需要，为了国家的未来，我要冒这个风险，值得冒这个风险。

我的强项，也是决定日本再生的两个根本要素是外交和教育。自从泡沫经济崩溃，陷入“失去十年”以来，日本国内在热烈讨论“第三次改革”或“第三次开国”。日本人总是被动的，被改革，被开国，或许立足于岛国根性，没有好好把世界上最成熟的危机意识变成危机管理。丰田“召回门”事件是个明证。全球化和中国崛起无疑是促使日本此轮改革和“开国”的外力。如何与中国和美国打交道，如何在国际社会上找到你的位置和灵魂？我说的外交不是外交部门之间的简单外交，更多指的是民间外交，包括经济外交、文化外交、青年外交。如何让我们的企业走出去，让他们的企业走进来；如何让我们的文化走出去，让他们的文化走进来；如何让我们的青年走出去，把他们的青年请进来……这叫做21世纪的民间外交。

以人为本，靠人发展。任何时代都是如此。没有绝对的法治，只有相对的人治。在老龄化社会不断加剧的困境下，如何培养更加优秀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