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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来北京的时候著名的“非典”已经发生，那段时间天天都是“非典”和伊拉克战争的新闻，每天都会上网去了解北京“非典”的最新情况，也了解美国在伊拉克打得怎么样了，同时也思考，美国人的行动合理吗？符合道义吗？日本驻华使馆在官方网站上公开要求住在北京的日本人立刻回国，并声称继续居留在北京或许难免有生命的危险。我毫无犹豫地选择留下来。我从小就不大受这类官方指令的影响，人家也是走形式嘛，要规避责任嘛，我凭什么要被动地配合人家？我抓住主导权得了。我给家里打电话，跟父母商量，父亲说：“你千万不要回来！一是机票很贵，浪费钱；二是应该亲自经历一下‘非典’形势下的北京，这将成为人生中很宝贵的经验。”母亲有些担心，但我安慰她说：“没事，别担心。”我的第一判断跟父亲一样，能够亲历“非典”是人生中一次重要经历，为何要避开呢？我病了，后果自负呗，人生本来就是充满不确定性和突发性的嘛。我不怕什么。周围几乎所有日本人和其他外国人都回家了，中国人也尽量不外出，在这样紧张的情况下，我每天坚持在北大未名湖畔跑步，也不带什么口罩，就像北京根本没发生什么事情一样。

“非典”阴云笼罩北京后，北大的课程几乎都停了。记得当时流传一个消息，说经济学院教授的家人感染了，那位教授被隔离了，气氛十分紧张，但我的任务却始终不变，就是全力以赴学好中文。在那种大家集体处于恐惧和焦虑的情况下，我也做不了什么对外交往，除了参加一些北大对外汉语教育学院的老师部分开放的汉语课程，我基本都是自学汉语。我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用半年时间把汉语提高到与中国人交流、讨论没问题的水平。

与“非典”有关的日子（2）

来到北大后，直到7月，就是放暑假之前，我每天基本上是这样安排的——

每天早上6点钟起床，晨跑一个小时，回来洗澡，吃早餐，出去找卖冰棍儿的阿姨，跟她瞎聊，聊上大半天。中午回学校，一边吃饭一边翻字典，这段时间持续两个小时，然后再去不同的小卖部，跟阿姨们瞎聊，聊到下午5点钟说“再见”，回学校。回校后，找校内的保安朋友要一份当天别人看过的《人民日报》，顺便跟他聊一个小时，然后去食堂吃饭。回到宿舍大概7点钟，开始翻翻《人民日报》，也不查词典，懂就懂，不懂就不懂，从头到尾翻一遍，大概了解上面说什么就可以了。11点把收音机拿出来，（那是在家乐福花80元钱买的，要插电线的，因为电池的要花电池费，因为住在北大宿舍，用多少电也没有限制，我就选了这种有电线的收音机），我带着耳机入睡，我把这叫做“睡眠学习”。别忘了，人在睡觉的时候，脑子是继续活动的。而且，据说“睡眠学习”能带来特殊的效果，我虽然不清楚它效果究竟如何，也从未看过什么有科学依据的研究成果，但带着耳机边听边睡起码有催眠功能吧。再说，耳朵上戴着耳机已经成为我来北京后的一个生活习惯，除了上课，我几乎所有时间都是戴着耳机听广播的。开始还觉得这样走路妨碍观察周围人的生活——这种观察对我了解中国街头文化很重要，尽管如此，最终我还是决定戴着耳机听广播，只要声音不开得太大，边听广播，边观察生活，感觉真的收获很多，什么都不耽搁，我就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学习中文上了。

曾经有许多人问过我学外语有什么“秘诀”。现在可以回答，我的答案是：没有任何秘诀，迷信秘诀的人不适合学语言。学语言就像马拉松一样，是漫长而需要耐心的旅程，所以，急功近利的人也不适合学语言。反过来讲，拥有自我，也就是习惯于自己决定自己的事，不大受外界的干扰，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的人比较适合学语言。对于学语言来说，最好的教科书就是你的经验，你的探索欲，你的方法。按照常识，你的经验也好，探索欲也好，方法也好，能一夜之内形成吗？不可能，所以我说学语言需要耐心，需要积累，需要一步一步靠近你想象中的、理想中的自我。

我也从来不认为语言是靠“学习”而掌握的，而是靠“接触”而掌握的。“接触”一词，英文叫“contact”，我说的不是单方面的接触，而是多方面的接触（multi　contacts）。语言是通过多方面的不断接触才能在自己心中扎下根来的。因此，看电影、电视剧、动漫，看书、看报、看杂志，聊天，旅游等等，都是学习语言的好途径。因此，我们面对陌生的外语，就需要坚持开放与好奇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