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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他的《“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一书时，“同情与反驳同时以迅猛之势出现”。我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该书所收的几篇采访报道当初在《诸君》杂志上刊登时，我就对它的内容遂一进行了批判，因而我写的“反驳”自然是长篇大论的了。然而，时间已逾两年，尚未得到铃木“再反驳”。据上述“后记”所说，铃木的想法似乎是“对于反驳我的人们，我根本无意‘再反驳’。所谓作品，所要写的尽在其中，自己不必加上注解或予以辩护”。因此，我对“再反驳”的期待自然要落空了。别人进行了批判，但对随之而来的论争末予应战。要是论战了，就不能进行以后的更重要的工作，因而拒绝论战——这种想法，似乎是对自己的工作和能力感到自负的人所共有的。

不过，我相信，铃木明的著作是需要讨论的史书，其内容是不错的，是政治性发言。尽管铃木明将他的采访报道说成是‘作品“，私下里想让它保持原貌，但我作为鞭策衰躯挑起论争的当事人，总觉得自己闲得无聊，无处容身。因此，我在编纂单行本之际，无奈只好对旧著稍作若干加工，批判的对象仍还是两、三年前的。虽说如此，我还是深感遗憾。

虽说鞭策衰躯，若是将此拙文公开发表，与铃木明和山本七平那些年轻有为的作家争一日之长短，这当然又是承担了难以胜任的工作。每想到要开始进行棘手的工作，从内心感到诚惶诚恐。不过，我曾经写过有关南京事件的专著（《南京事件》，一九七二年四月新人物往来社出版），甚至编纂了关于这起事件的史料集（日中战争史资料8、9《南京事件》1、2，一九七三年十一月河出书房出版），不知不觉地成了一个不伦不类的“专家”，而且还感到有几分使命感。我已意识到这是一条不可回避的、必须勇往直前的道路。

在这种情况下，我所写的《驳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一书于一九七五年八月出版了。然而，晚三个月，即同年十一、十二月，山本七平所写《我所认识的日本军》单行本姗姗来迟地公开出版了。批判山本论点的拙文收录在本多胜一编、一九七七年九月出版的《笔杆子的阴谋》一书中，当时我在为该书写序言时，就山本的新著谈到：

其内容与杂志上刊登的雷同，根本未作修改。我所指出的事实错误也原封不动地保留着。因此，尽管有些显而易见的事实错误，但它依然是谴责并攻击别人的材料。这又是为何呢？

山本的书或许是在我的那本书出版时已经排版了，不能更改，一因而就原封不动地出版了。尽管如此，我认为至少也应当在后记之类里写上片言只语。这样做，难道不是作者在受到批判后所应尽的责任吗？他竟然无视这种责任，无视别人的批判，若无其事地将内容有明显错误的著作公诸于世，这是何等的傲慢啊！

鉴于这些情况，我认为，对基本上是收编在自己著作中的文章多少作些加工，作为本书的一部分，以此向山本再次提出问题，这是我应有的权利，而且这样做也是我的义务。

此书写成后，已有五年多了。但是，《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一书似乎还是照初版的样子一再重版，而我的批判当然是一直未被重视。因此，我认为，在这本拙著里将旧著中批判山本的论点加以修改和补充，再次收缩进去，依然是我的“权利”，也是“义务”。

另一方面，铃木明十年来对“砍杀百人比赛”和“南京大屠杀”问题一直保持沉默。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的《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也以初版的纸型一再重版。

可是，铃木明在一九八二年十月号《文艺春秋》上刊登了《敬告〈人民日报〉总编阁下》一文，打破了多年来的沉默。这是因为日本文部省的教科书调查官提到了铃木明的《“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和松本重治的《上海时代》，对笔者就“南京大屠杀”事件中的被害人数的说法挑挑剔剔，而《人民日报》的记者此时点了他俩著作的名，谴责“两书是为军国主义涂脂抹粉”。铃木明的文章就是对此所

作的回答。可是，他这篇文章仅就“南京大屠杀”而言，别无新意，只是企图蒙骗不甚了解事实真相的群众而且。在这篇文章里，他如获至宝似地提到了在南京国际委员会的《南京地区战争受害情况》中所看到的受害市民统计数，而这些统计数是不能照搬照抄地使用的。

对于铃木明、山本七平两人的说法，高崎隆治在《将南京事件化为虚无的逻辑结构》　和《空中楼阁的幕后》　两篇文章里提出了一些问题，批判其“欺骗性”。《将南京事件化为虚无的逻辑结构》　刊登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