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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都想弄清此事。

然而，尽管“事实并非如上述消息所说的那样”，但《诸君》编辑部不知从何处听到“南京大屠杀实际上是‘无稽之谈’”的议论，便认为它会成为吸引人的报道，并作出安排，指定铃木明为调查该事件的执笔人。这就是《读书人周刊》刊登的消息内容。由此炮制出来的可能就是铃木明的第一稿《“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这篇文章，就其作为铃木明的作品而言，还不能说是有说服力的作品，也不是报告文学作品。

如前所述，本·达桑在《诸君》刊登文章，对本多胜一的《中国之旅》进行了批评，一口断定“砍杀百人比赛”是由中国人臆造出来的，他的论点被本多胜一驳得体无完肤。不过，这同样也暴露了该杂志编辑非常轻率。于是，气急败坏的《诸君》编辑部企图挽回声誉，这次便怂恿铃木明出面，使之不遗余力地就“砍杀百人比赛”问题进行采访，企图证明已成为在中国传闻的“砍杀百人比赛”的根据，即《东京日日新闻》分四次刊登的报道，实际上是随军记者的虚假报道。我认为，这就是事情的经过。

这点姑且不论。我认为，铃木明的长篇大论的采访报道抛了出来，但有关人的目的还未能达到。但不知何故，仅就“砍杀百人”这个问题，单纯地相信虚假报道论的作家和评论家却为数不少，甚至连《朝日新闻》的书评也对铃木明的有关人员不在的“调查”深信不疑，令人吃惊。

于是乎，好几位著名的作家和评论家都对铃木明的“砍杀百人比赛虚假报道论”信以为真。不过，其中也有人再次提到这个问题，他就是平野谦。他在为《每日新闻》晚刊撰写的《昭和文学论》（一九七三年七月二十三日发表）中叙述如下：

说实在的，我是在与我同在一所学校工作的阪东宏先生提醒之下，才看了《历史评论》昭和四十七年十一月号、昭和四十八年六月号和七月号上刊登的洞富雄的论文。因此，我想结合洞富雄的那篇论文，在此记下我的说明。

我为铃木明的文章标题所吸引，并拟用该文作为石川达三所著《活着的士兵》的一份参考文献，就不知不觉地一口气读完了它。我对铃木明的追本溯源的能力感到钦佩，他认为所谓关于砍杀百人的新闻报道是根据传闻写出来的，是不确切的报道。

我未读过《诸君》这本杂志，因而也全然不知道该杂志刊登本多胜一与伊赛亚·本·达桑的争论文章的过程；也全然不知道铃木明为这场争论所吸引，在同一期杂志上连载了查明砍杀百人事件真相的过程。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偶然看了《“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并觉得该文章颇有说服力。

我之所以有这种印象，并非由于铃木明的文章是第一流出版社出版的。

只是此番看了洞富雄的严谨的论文，再次切身体会到认识事实多么不易，同时也不得不改变认识，觉得片面地对铃木明的文笔功力感到钦佩是何等地轻率。

然而，我的这种预感以及危惧心理可以说在那时或多或少已经萌生，即与其说我通过洞富雄的论文得到了教益，毋宁说对铃木明的文章感到钦佩，而铃木明也着重说明不是否定南京屠杀事件本身，继而我又读了佐佐木元胜的文章，并以它作为我判断的基础。总之，对于诸如南京事件这些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像我这样的外行人应当持慎重态度，不要轻率地发表意见，故在此补充加以说明。

平野说：“对于诸如南京事件这些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像我这样的外行人应当持慎重态度，不要轻率地发表意见。”可是，我们历史学家期待着作家、评论家们毫无拘束地畅所欲言，一直希望大家共同弄清历史真相。

仅就“砍杀百人比赛”　而言，　山本七平所著《我所认识的日本军队》第七回《煽动报道与专家的义务》和第八回《道出了一切的“白色遗发”》两篇文章甚为唠叨，而我却认为并非是怎么有说服力的文章，这又是为什么呢？像泷泽克己这样的人，在其《日本人的精神结构——答伊赛亚·本·达桑》一书中是这样说的：

如果要对有争议的“砍杀百人比赛”事件本身说一句话，那就是说它是虚构的，　事实并非如此。　关于这一点，在山本七平有关这方面的文章（载《诸君》二月号的《煽动报道与专家的义务》、（载同上杂志三月号的《道出了一切的“白色遗发”》）已经问世的今天，恐怕已无反驳余地。

而且，如前面所说的，在这些报道偶尔也会铸成的“失误”之中，确实潜伏着非常严重的、深不可测的东西。关于这一点，我们对伊赛亚·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