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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开始后,希特勒在其中之一的会场上发表了讲话。比在科堡,他显得更加潇洒:穿的是熨得平平整整的衣裳,头发剪得整整齐齐,鞋也不再是高筒的了。“用不了几个星期,骰子就要滚动了”,他预言家似地宣称。“今天正在形成的东西将比世界大战更加伟大。它将在德国土地上为全世界树立一座丰碑”。
次日,“德国战斗同盟”成立了。从表面上看,这是民族主义者的联合,实际上却是国社党的发明:它的秘书长是施勃纳·里希特,军事头目是希特勒的另一个左右手,其中一个主要组织则受罗姆统辖;它的第一个公告(由弗德尔执笔)听来像是出自希特勒之口。它宣布反对议会主义、国际资本、阶级斗争、和平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犹太人。
纽伦堡的“德国日”和“德国战斗同盟”的成立,标志着希特勒公开重返其革命之政治舞台。这一点在一个月后变得更为明显了——他正式成为这个新的组织的政治领袖。它的“行动纲领”公开号召夺取巴伐利亚政权。有谣言说,希特勒正在部署另一次革命。事实上,他确曾宣布,他有意采取行动,不让赤色分子再次夺取政权。“我们的运动的任务,与过去一样,就是为帝国的崩溃作好准备。这样,在老的树干倒塌时,新的幼树已经长起。”
巴伐利亚的总理欧仁·冯·尼林虽然赞同希特勒的某些主张,但却被希特勒的煽动暴民的战术搞得忍无可忍。9月26日,尼林对内阁说,由于情况紧急,必须立刻指定一名邦委员。此委员虽属内阁领导,“但可放手行使执行权”。他提议让前总理卡尔出任,理由是,他得到了几个民族主义团体的支持,且受到保守的君主政体派人士和天主教会的尊敬。
卡尔以法律与秩序的名义接受了这一繁重的职务。他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下令禁止即将于次日举行的14个纳粹集会。对阿道夫·希特勒而言,这一行动既是威胁,又是一次机会(他刚从瑞士募捐回来)。如果他俯首贴耳,这可能意味着毁灭;如果他反抗成功,他就有可能成为全国重要的政治家之一。人们劝他退却,他日东山再起;认为党还不够强大,不宜采取行动。但是,接近普通党员的人们却敦促他行动。“如果现在还没有什么表示,战士们就会溜走”,冲锋队慕尼黑团的团长说。“为使士兵们保持团结”,施勃纳·里希特说,“我们必须干点儿什么,否则,他们会变成左派激进分子。”
这些敦促的言辞引起了希特勒的注意。这种冲动行为使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并着手在慕尼黑及其四周寻找行动的盟友。他天天忙于会见和探访各种各样有影响的人物:军界头目、政客、工业界人士和官员。他还与党的中坚分子和动摇分子谈话——许诺,威胁,甜言诱惑。他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必须向这些人妥协,他们才会与我们一起前进。”
“他一旦下定决心,谁也不可能让他回心转意”,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回忆说,“许多时候,当他的追随者试图强迫他时,我注意到,他眼中表现出一种遥远的、不予理睬的神情。好像他的脑子已经封闭,除自己的意见外,谁的也听不进去。”那年秋天,他眼中的那种遥远的、不予理睬的神情有着一种特殊的含义。他觉得自己正与墨索里尼比试——而他进军的目标是柏林。这也不只是仅向亲信透露的幻觉。在右派军方头目的一次会议上,他号召全巴伐利亚倾全力进攻柏林。“现在,拿破仑的和救世主的思想已根深蒂固”,曾出席该次会议的一员回忆说,“他宣称,拯救德国的号召正在他胸中响起,而这个任务迟早要落在他身上。之后,他与拿破仑作了一系列的对比,特别是拿破仑从埃尔巴岛回到巴黎之后。”
第六章 啤酒馆起义
1923(1)
1923年9月的最后一天,希特勒收到了一封令他心神不安的信。这封信是“你们党的一个老党员、一个狂热的党员”写的。写信人指出,在著名的占星学家埃尔斯伯特·埃伯汀太太所著的年鉴里,载有一条令人吃惊的预言。“一个出生于1889年4月10日的行动家”,书中说,“由于行动过于不谨慎小心,可能会出现人身危险,并非常可能触发一场无法控制的危机。”星象表明,此人确需认真加以对付;在未来战斗中,他注定要扮演“元首的角色”;他也注定要“为日耳曼民族牺牲自己。”
她虽然未指名道姓,很明显,她之所指是希特勒。她未提及哪一天,但她提出了警告,就是说,如果在近期行动过于鲁莽,他可能危及自己的生命。另一个占星学家威廉·乌尔夫(多年后,他成了希姆莱的秘密警察的占星顾问)也对希特勒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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