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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从窒息的死亡中营救出来的士兵中，就有一名年仅29岁的下士，名叫阿道夫·希特勒。

列车带着希特勒东行时，他仍是个瞎子，且处在身心全部崩溃的边缘。与其他受害者一样，他双眼红肿，脸鼓鼓的，像个气球。这些士兵说话的声音，像鬼似的，有气无力，非常可怕。若有护士前来照料，他们往往大发雷霆，予以拒绝。

他们不吃不喝，不准人们去治疗发炎的双眼。不管医生怎样说他们的视力很快可得到恢复，这都无济于事——他们受欺骗的时间太长了。他们所需要的，是一动不动的躺着呻吟，将痛苦解除，即使靠死亡来解除也好。

这个身体受伤，意志消沉，15年后竟成为帝国元首的下士，此时尚不明了德国失败到了何种地步。4年前，当德军首次发动强大攻势使比利时军、法军和英军无法招架时，希特勒所在的兵团，曾在同一地区首次血战，在不到一星期的时间里，竟不可想象地损兵折将达80％。对血气方刚的希特勒来说，这些损失并不令人沮丧，相反，这正是德军之战斗精神的明证。在给慕尼黑房东的一封信中，他写道：“……我可骄傲地说，从第一天气，我兵团就英勇无比——军官几乎全部战死，我们连仅存两名中士。战斗至第六天，我兵团3600名官兵仅存611人。”

在那些日子里，许多德国人都兴高采烈地认为，这是德国式的英雄气概。然而，时间一月月地过去，战争成了僵持不下的阵地战。两军对峙，中间是无人地带的焦土，只在一方企图突破对方防线时发生冲突，前进数英里甚至数码，都要付出伤亡百万的代价。早期的乐观情绪慢慢消失了。失败主义和失望情绪使像老鼠一样躲在战壕里的士兵们士气低落。在国内，随着英国人的封锁，主要生活用品的供应被切断，饥饿和痛苦在德国人民中蔓延开来。战争进入第三年和第四年时，德军的思想便从胜利转向活命。士兵们常常斥责高级指挥机关的愚蠢，他们明知再战也无益。也有少数官兵对这种失败主义的议论，嗤之以鼻，希特勒就是其中之一。尽管他一再表现英勇，他仍是个下士，不过，尽管未被重视，他也不觉得沮丧。他常常大声呵斥同伴，特别是对新兵，因为他们带来了“内地的毒素”。如有人与他相争，据他的一位战友说：“他便会大发雷霆，双手往口袋里一插，来回踱步，破口大骂悲观失望的人们。”

也许，悲观主义者毕竟是错了。随着1918年的到来，4年来一直处于守势的德军，摆好架势，准备再次发动攻势，除了西线处于僵局，在其余战场上，德军均取胜。塞尔维亚、罗马尼亚，最后是俄国，均已屈服——俄国在德军的进攻面前屈服，一如它对革命之屈服。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签订的和约，使德国人得到了乌克兰的大片平原——欧洲的面包篮。由于东线敌人已土崩瓦解，德军从东线抽调了100多万人马，开赴法国，以求打破僵局，在西线进行决战。“皇帝之役”——德军高级指挥机关内职位最低却又是关键人物的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所说——即将开始。

那年春天，德军发动了4次强大攻势，迫使英国、法国先后撤退。由于“势成背水”，英军被命令战斗至最后一兵一卒。7月15日，决战在莱姆斯市（Rheims）附近开始，双方都明白，此仗一打，胜负即见分晓。“如我在莱姆斯进攻得手”，鲁登道夫说，“此次战争我们便赢了。”联军总司令福煦元帅对此看法表示同意。据报道，他曾说过，“如德军进攻莱姆斯得手，此次战争我们便输了。”进攻失败了。德国已无后备兵源。联军不但有美国师为之加强实力，武器和粮饷还源源不断从美国涌来。

在德军内，逃兵大量增加。无论何处，人们都在议论叛乱和起义。8月初，英军在亚眠（Amiens）附近发动突袭，德军几乎一枪未发便全线崩溃。有时候，凯撒的大兵竟向孤零零的一名步兵集体投降。后撤的部队常对开赴前线的援兵喊道：“破坏者！”然而，事情并非就此了结。德军后撤了，但阵地仍在。如果说失败主义者只是一个，愿意履行军人职责者却数以百计。不过，国内的信念却渐渐消失了。罢工事件此起彼伏，在城市里激进的社会主义者都在谈论革命。在像希特勒这样的死硬派人物看来，安全的，未受骚扰的后方，以及那里的落伍者、投机钻营者、装病逃避责任者、卖国者，还有对德国这个祖国既不热爱也不尊敬的犹太人，是在最严峻的时刻出卖了战斗的前方。事实上，真正丧胆的是鲁登道夫本人，极力催促文官政府签订和约的也是他。

即使为时已晚，像希特勒那样的强硬派人物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