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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它们系出自一个15岁的孩子之手，而且竟如此奇怪地写进留言簿〕。

尽管如此，他的分数后来还是有所上升。学校通知他，如果秋天他回来补考，就准予毕业。1905年7月的一天，天气闷热，阿道夫把这个好消息（相对而言）告诉了母亲。在此之前，她已将里昂丁的农庄卖掉——这是个多么混乱、多么不幸的地方呀——搬进了座落在林嗣市中心的汉波尔德大街31号。这是一座阴暗的楼房，他在里边租了一套房子。离开时刻关心和保护他的母亲，一年后，阿道夫在外表上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已不再是一个孩子，而是个头发蓬乱的青年，胡子已依稀可见。他已是个面带梦想般的表情、举止颇浪漫的波希米亚人了。在斯狄尔的一个名叫斯通伯格的同班同学，把他的这一切用钢笔画了下来。这幅画满可称之为“画家青年时期之肖像”。

克拉拉大喜，简直把儿子当成英雄，母子二人的关系又变得那样亲密。不久，他们又带着保拉去希皮塔耳度暑假。在这里，阿道夫染上了肺炎（家中有患呼吸道疾病的病史）。这一病，母子的关系更加亲近了。阿道夫虽然被“放逐”至斯狄尔，这个夏天出了一点问题，但是对母子二人来说，这个假期肯定还是愉快的。

到希特勒一家离开乡下时，阿道夫的身体已经康复，可以回斯狄尔参加9月16日举行的补考了。他补考及格了。当晚，他与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秘密地开了个小酒会，以示庆祝。结果，阿道夫喝得烂醉如泥。“晚上的事我已忘得一干二净。”他只记得，凌晨有个送牛奶的人把他从公路上叫醒。

他将永远不再蒙受此辱。他喝醉酒，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尽管拿到了证明，但希特勒却无法应付毕业考试。事实上，一想到去技术学校继续学习，他就反感。他以肺不好为借口——“猛然间，疾病前来帮忙”——说服了克拉拉，不让他继续求学。后来，诽谤者攻击说，关于身体不好的问题，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撒了谎，但保拉却证实，他确实患有出血症。希特勒童年时代的一个朋友记得，“他咳得很厉害，又患鼻膜炎，特别是在潮湿和下雾的日子，咳得更凶。”有个邻居也证实，“他身体很坏，因为肺有问题，不得不辍学。肺不好，后来还咳血。”

由于不再有父亲或学校来管教，这位16岁的年轻人便成了一个自由自在、到处游逛、藐视权威的人物。他过的是一个出逃者的生活。他如饥似渴地看书、速写，本里画满了各种画。他上博物馆，进剧场，还去蜡人馆。有一次，他在火车站附近看了一场电影，使他的道德观念大受震惊（“多可怕的电影！”）。他再也不寻人交往；他再也不是儿戏的领袖。

他独自在林嗣街道闲逛，但并不感到孤单，未来的梦想在他心中猛烈地搅动。他已讨厌与人交往。1905年深秋，他终于遇上了一个可以容忍的人——奥古斯特·库比席克。库比席克是个装修商的儿子，也抱有幻想：他要成为世界著名的音乐家。他已会拉小提琴和大提琴，还会吹小号和低音大喇叭，且正在德索埃教授的音乐学校学习乐理。一天晚上，两人在剧院里见了面。库比席克注意到，希特勒寡言少语，穿着考究。“他脸色苍白，骨瘦如柴，与我的年龄相差无几，随着演出的进展，他眉飞色舞。”库比席克本人则外表锐敏，宽额，头发卷曲，好像注定要当艺术家。

阿道夫和库斯特尔（希特勒不称他新结交的朋友“奥古斯特”）几乎每晚都双双上剧场。若不看戏，两人便沿兰德大街闲走。每逢此时，阿道夫手中总有一根以象牙作柄的黑手杖。一天，库比席克鼓足勇气，问他的沉默寡言的朋友是否有工作。“当然没有”，阿道夫粗鲁地回答说。“糊口的工作”是不适合他干的。

因为希特勒不喜欢谈论自己，他们谈的多是音乐和艺术。

一天，希特勒突然拿出一本黑色的笔记本，向库比席克朗诵了他刚写好的一首诗，随后又将几幅画和设计稿交给他看，承认自己想当画家。在这个年龄便有这种决心，这使库比席克印象不浅（“看到如此闪光的东西，我大为兴奋”）。打那以后，他几乎把希特勒当成英雄崇拜。由之，他后来对希特勒的回忆虽常常夸大其词，有时甚至臆造，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像他那样深刻了解年轻时的希特勒。

虽然两人具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性格却截然相反。库比席克自认为是“善于适应环境，时刻愿意作出让步”；希特勒呢，则是“非常暴躁，高谈阔论”。然而，性格上的差异反而加深了他们之间的友谊。库比席克善于倾听，甘心扮演被动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