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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让我们的观众随着我们的音乐一起成长。我们有两个新成员逐步成长起来：兰迪已经跟我们一起旅行过了，珍妮在她的歌唱和舞蹈课程中也显示出了才能。我们不能把兰迪和珍妮吸收到我们旧的阵容中来，就像我们不能把方木塞塞进圆洞里一样。我无法贬低他们显著的才华，他们浑身上下都是娱乐业的细胞，好像天生就知道该怎么做，就跟我们早已在乐队中替他们留出了位置一样。他们干得挺卖力，在乐队中赢得了应有的地位。他们之所以没有成为我们的正式成员，是因为我们朝夕相处，太亲密了，也许会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如果只凭天赋，那么可以说，我做一名吊车司机的才能跟做一名歌星的才能不相上下。这些东西是无法衡量的。爸爸总是让我们努力干，在他心中有一个目标，他梦想着有一天理想成为现实。

迪斯科舞厅看起来似乎不会使一个少年的乐队变成成人的乐队，同样，在充满剧场的拉斯维加斯，并没有一丝摩城公司最初培育我们的那种家庭气氛。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决定就在那儿演唱。在拉斯维加斯，如果你不去赌博，你就无事可做，可我们总是把城里的剧场看成大俱乐部，就像我们早年在加里和芝加哥城南部那些大俱乐部里度过的时光和那里的常客一样，所不同的是，这里还有很多的旅游者，有些旅游者对我们来说是件好事，因为他们都知道我们的老歌，也愿意看我们的短剧，听我们的新歌，从不感到厌倦。有那么一两次，当小珍妮穿着她的梅惠丝服装（注：以美国电影女演员梅惠丝的名字命名的紧身服装）出场时，观众的脸上现出那么高兴的神情，真太棒了！

我们过去曾演过短剧，那是在一九七一年，我们制作了一个特别电视节目——《回家》，以庆祝我们的第一次重返故里。那次，我们所有人都决定回去。自从我们最后一次告别家乡后，我们的唱片已经震动了整个世界。

九个孩子一起演出比我们五个演更有意思，我们往往还要加上碰巧来的客人。我们阵容的扩大使爸爸的梦想变成了现实。想想那时，我才明白，在拉斯维加斯演出是我们永远也无法再次获得的经历。我们的观众不是那些只想听我们所有的劲歌，别的什么都不要的“高压观众”，我们从那种不得不照别人意志行事的压力下暂时解脱出来。在每次演出中，我们都要加上一两首民歌来开发我的“新嗓音”。那时我才十五岁，就已经不得不去想这些事情了。

我们在拉斯维加斯演出期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台来人找我们，想让我们为即将到来的夏天演一台节目。我们对此很感兴趣，也很高兴，因为我们再也不仅仅是个“摩城演唱小组”了，而受到了更广泛的重视。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把这种荣誉丢失。因为我们已经创造性的控制了在拉斯维加斯的演出，所以一旦我们回到洛杉矶，重过那种创作音乐和演出自由受到限制的日子就会感到更艰难。我们一直致力于在音乐领域发展，这是我们生活的依靠，可我们总感觉到被什么东西压抑着，有时，我觉得我们受到的待遇就好像我们仍然生活在贝里·戈迪的家里，和已经做女婿的杰梅恩在一起。我们受到的阻力越来越大。

当我们开始考虑我们自己的演出时，摩城公司的其他一些音乐已经有了变化的迹象。马文·盖伊只管自己那摊事，创作了他杰出的专辑《发生了什么》（What's　Goin'On）；斯蒂维·旺德对电子键盘乐器已经比录音室雇的专家还要精通——他们都要来向他请教。我们关于摩城公司的最后一个深刻印象是斯蒂维·旺德带领我们唱他那首有争议的歌曲《你并非一事无成》（You　Haven't　Done　Nothing）。虽然斯蒂维和马文仍在摩城，但他们经过奋斗赢得了录制甚至出版自己唱片的权力。摩城公司对我们的态度一如既往，对他们来说，我们仍然是孩子，尽管他们已经不再“保护”我们，也不再把我们打扮成孩子的模样。

我们和摩城公司发生矛盾始于一九七四年左右。当时，我们以坚决的口气提出了我们想创作专辑歌曲这一意见，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对当时自己的音乐很失望。我们有一种强烈的竞争冲动，我们感到有被其他乐队的更加顺应时代的音乐吞没的危险。

摩城公司的人说：“不行，你们不能写自己的歌，应该有人为你们创作歌曲，有人为你们出版唱片。”他们不仅没有答应我们的要求，而且还告诉我们，即使是提出要创作自己音乐的要求也是不应该的。我感到太沮丧了，开始讨厌摩城为我们提供的一切材料。最后，极度的失望和烦恼使我想到要离开摩城。

如果我觉得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