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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的伙伴获得更好的报酬、生活得更好。美国工人确实享受更多样和更丰富的食物，穿得更好，并且居住在更大、家具更多的房子里。但是后者，特别就美国城市的标准来看是粗陋的，城市中租来或者共享的房子一般由三个或四个房间组成，装饰着破破烂烂的地毯和从便宜的街区商店购买来的工场制造的家具。通常，这些不大的寓所，平均还没有18世纪末期工匠和劳工的房子大，却要由一个或更多的寄宿者共享，这是工人阶级物质生活方面需要强调的重要事实——通常一个人支付的费用要比他的收入多。只有少数产业工人的工资足以维持中等规模家庭的生活，而这种生活也被认为是尚可的工人阶级方式的生活。因此，在绝大部分工人阶级家庭，由妻子和孩子给家庭提供收入是至关重要的。妻子通常是靠照顾付租金的寄宿者来赚钱，而孩子在需要的时候就要离开学校成为挣工资的人，以填补由于家庭生活周期和家庭外更大的就业周期而出现的或高或低的家庭费用不足。

专业人员、商人和高级办公室雇员有较高收入，能够追求自己的生活方式，即强调了非体力工作的社会意义，并有助于定义越来越多地被称为“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在19世纪早期美国人含糊其辞、不情愿地使用这个术语和其他类似术语（“中间阶级”、“中等阶层”），有时包括而有时不包括技师，甚至包括还没有被产业化的商业的熟练工人，并且经常带有某种程度的不承认（举例来说，“假如我们称之为‘中产阶级'”）。然而，在19世纪的中间50年，这个术语使用得越来越频繁、明确、大胆，几乎可以指所有的那些家庭，它们缺少大量的财富或长期建立的社会知名度，从非体力的职业中获得舒适的生活。职业本身就提供了重要的阶级背景，如在工作时穿戴的衣服，甚至工作场所的对比，店铺和办公室与工业车间的地点和气氛的不同都强调了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不同的社会含义。但是位于城市中日益按阶级划分的不同的街区，对进一步确立中产阶级的家庭生活与产业工人的家庭生活也很重要。此外，从大约19世纪70年代开始，大量中产阶级家庭重新把家安置在城市以外的“有电车的郊区”，那里半乡村的环境、精心布置的客厅和其他家庭空间为体面的社会交际活动提供了装饰良好的环境。

美国经济发展的社会意义（16）

在城市里也和郊区一样，中产阶级的房屋在变大，用于把他们的客厅装饰上布鲁塞尔地毯、马毛沙发、钢琴以及各种维多利亚时代小古董的花费不是一个小数目。然而，中产阶级生活的特点是只用一个人的收入来支付这些和其他所有花费，其结果是中产阶级的妻子和孩子与工人阶级的妻子和孩子在角色和前景方面有所区别。这些区别可能被夸大了。中产阶级的妇女有时也接纳寄宿者（虽然如此，但他们的房子非常大，足够在寄宿者和家庭间建立明显的空间分隔），就像有些工人阶级的妻子也只照看她们自己的家庭一样。几乎所有的工人阶级的孩子也去学校上6年学或者更多。但是他们间的区别已经非常明显，甚至某种程度上成为区分阶级的象征。中产阶级的孩子不需要给家里挣钱，因为他们的父亲每年能给家里带回3　000或4　000美元，他们可以待在学校获得技能，这将有助于他们在组成自己的家庭时保持在中产阶级中。他们的母亲就可以全身心投入到对孩子的养育和社会交际中，并承担布置和管理家庭的任务。这种“女性的工作”的概念，精确地从创造收入的市场分离出来，将许多女性限制在她们本来不愿意选择的角色上，并且一贯地、故意地贬低了她们劳动的价值。但是这种价值贬低成为19世纪中产阶级构成的核心，这不仅包括工作、工作场所职权和收入分配的变化，而且包括很大程度上以女性为导向的、强烈的家庭生活方式，后者区别于酒店、联合会馆和消防站主要由男性主导的工人阶级的生活。

城市社会和空间的复杂性还造成在中产阶级和上流阶级之间的区别。工作类型和工作环境对这一层次的社会差异不具有决定性意义，除了投资银行家之外，富人的职业和商业活动与中产阶级的不同，如经营规模和利润以及他们活动的性质。可以肯定，一些非常富有的人已经退休了，过着一种依靠在不动产上的投资的食利者生活，而其他人区别于普通的中产阶级的地方在于不是只参与一项商业活动，而是参与到一个广阔的实业帝国。但是城市上流阶级范畴的属性不是主要来自于他们工作日的不同，而是主要来自于相互认可的过程，后者表现为被小规模的精英俱乐部接纳，被邀请参加特别圈子的晚宴聚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