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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感！”并另给李敖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希望您能静静的考虑考虑，集中全力于一下子；并借此研究民国史，以期有些具体的成就。同时对于英文也望继续努力，期能自由运用。如此一两年后，民国史有了底子，且可考取留学。这对于您应当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只要善用才智，把握住这个机会，先在民国史的研究中有些卓越的表现，将来成功是可以预卜的……您还是我们研究室中的基本分子，盼望随时赐予启导与辅助。”

同一天，李敖还收到了吴相湘的信，信中说：“顷接陶先生来信已将弟工作安排，每月津1000元，自二月一日起开始，望即于明日前往仁爱路二段九巷27号该文献会为要。从此安心工作，切忌多言，得来亦不易也。”

姚、吴两位老师给李敖的信都嘱他安心工作，缄默为上，切忌多言，都是肺腑之言，也是迫于形势之言。他们都希望李敖这个学生能安心从事学术研究，将来出国深造，不要再写“惹是生非”的非学术文章。这的确是一条光明的道路，也是很多学人孜孜以求的阳光大道。但这也说明他们不理解李敖，虽然如此，李敖对老师的真诚关怀还是深表感激的，这使他在战斗中时时感受到为人关怀的温暖。

姚、吴两位老师所担心的，显然是李敖自在《文星》第四十九期发表《老年人与棒子》起不断发表的炸弹式的文章已经惹恼了不少文坛显要，这对李敖的成长是不利的。特别是李敖发表了《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后，更无疑是丢下了一枚重磅炸弹，从此在台湾文坛上引发了长达四年的“中西文化论战”。在这篇文章里李敖批评到“钱穆”（钱宾四）、“顾翔群”（“顾某”）、陶希圣等，而李敖去文献会报到的这一天（1962年2月1日），恰就是这篇文章在《文星》发表的这一天，他们早在这之前已经看到过李敖的这篇文章，难免不担心，所以劝李敖仍旧走做学问的道路，不要乱写文章。另外他们仍将李敖视为自己一路的人，让李敖去文献会，不过是将李敖“暂时寄存”在那里，目的是希望这个职业可以先使李敖得以糊口，日后还要李敖出山跟他们做学问，而到文献会也可“借此研究民国史，以期有些具体的成就”。

李敖感激是感激，但总觉得两位老师的想法还是太天真了一点，他们既不了解陶希圣，也不了解李敖。

陶希圣是国民党中有些见识的人，见到李敖这样的奇才，他才不只满足于让李敖寄存在自己这里，他要千方百计拉拢李敖，使李敖之“才”能为国民党所用。

殊不知李敖是何等聪明的人物，他才不象他那样想呢！他去文献会自是心知肚明，早已另有打算。

去文献会前，李敖就心中打定主意要提防陶希圣的拉拢。果然，陶希圣见了李敖，好象根本不知道李敖刚在文章中骂了自己，而是备极礼遇。那时陶希圣正搬了新居，把他的旧宅留做文献会工作人宿舍，他指定李敖住他的卧室那一间，但李敖却一直没去住，陶希圣见李敖不去住，又在文献会楼上隔出三间房，让敖住一间。因为这间房与办公室靠在一起，比较单纯，李敖就从新店迁回台北，住进了文献会，从此结束了“最谈泊，最宁静”的新店乡居生活。

2．在文献会混饭（2）

“五十年开国“文献的编纂，一方面是为了纪念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另一方

面却含有提供正确的革命史料，使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国际学者，得到中国革命的原始资料，作为他们研究参考的根据。文献会的发起，是台湾当局的决策，得到了国民党“行政院“和”立法院“的支持，由陶希圣担任主任委员，罗家伦担任副主任委员。会中一共七八人，以陶希圣的同乡、亲戚居多。

初到文献会，本是要李敖担任蒋君章的助手，可他从未见过蒋君章，整天也无所事事，上班时间大家打乒乓球，中午、晚上七八人围成一桌开饭，互开玩笑，倒也自在。会中由高荫祖做执行秘书，高荫祖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四组专员，为人笃厚，对李敖极为倾倒，常找他破天，陶希圣也常找李敖聊天，聊天中有时话中有话，而李敖一概装糊涂。

李敖搬进文献会住时，罗家伦（李敖当时一直以为他是文献会的主任委员，其实是副主任委员）和陶希圣上楼来看李敖，并且参观了李敖的卧室。当他们看到李敖在墙上挂的playboy（花花公子）上的大幅裸体女人照片时，不禁面面相觑，先后夺门而出。李敖在1962年4月12日日记中记下了这段趣事：

“上午罗家伦、陶希圣来参观卧房，罗进即复出，陶见裸女不敢进。笑死人，陶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