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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发泄，真要她嫁给他，由红杏出墙的浪漫型转为婚姻实惠型，她骨子里还很不愿意呢，因为他穷。

他们的试婚，除了“老鼠之夜”还剩下一点悉悉卒卒的温情和生理上的充足理由，似乎并没有什么允诺的意义，两人之间的关系好比微调，调不好就拉倒。

男女之间，为色易为爱难。

不到两个月，筱就被来自汕头的某五旬富商，以香车席卷而去，留给白瑞明的连一丝浮尘也没有。

玩了一把，输了个精光，白瑞明自然又想到前妻的种种好处；而苏谨芬，离婚时尽管表现得很平静，但内心有极深的挫折感。缘于孩子这条纽带，彼此仍不时见面，两人外表上的变化也颇有意思——苏谨芬特别注意精心修饰自己了，穿上从前做空姐时也不曾穿过的新潮衣裙，又剪短了头发，看起来更亮丽活泼。这样做是为了向前夫传达一种含义：瞧。我生活得很不错。我是不是很有魅力？你放弃我是不是很可惜？

与她恰成对照的是白瑞明的颓废，从前的整洁荡然无存，一身皱巴巴的穿着，一副皱巴巴的心态，无疑在传达着这样的信息：瞧。我错了，真是自讨苦吃。我感到内疚。难道你一点也不同情我吗？莫非你没有一点责任？

夫妻间的恩怨纠葛恐怕是天底下最复杂、旁人最难弄得清的东西，即使离婚了，这些恩怨纠葛还会在无形中持续下来。苏谨芬自省还是放不下白瑞明，否则，你不会刻意为他打扮自己，这表明你还把注意力放在他身上，你还没有真正开始自己的生活。

生活总是幸福和痛苦互相纠缠。尤其是苏谨芬这样的离婚女人，经济虽能独立，但要承受相当大的自我逼窄的心理压力——她总想追求一个完整的、原来的家，应了一句话：女人的一半是男人。

再说，冲进过围城的男女，往往就难再坦然地在围城外生活。

不久，苏谨芬便跟白瑞明复了婚，不管别人如何提醒，复婚比第一次结婚更要慎重，结婚——离婚——复婚，并不是红本——蓝本——红本的简单更换；也不管别人如何针对她的为了孩子这条理由进行的反驳——维持破碎实质上是在扩大废墟的范围。大人的虚伪通常是会传染给孩子幼小的心灵的。在不正常婚姻家庭中成长的孩子，不可避免地提早接触到双重的价值标准，双重的人格特征。

“我敢说，你还会离婚的。你是在跟一架风车作战。”忠告者说。

苏谨芬坚决一笑，不信。

还把这些话原原本本告诉了白瑞明。后者也一笑，良久，心不在焉地骂了一句：“我操！”

时值官场班子大调整，白瑞明四处活动，离开了市委机关，在某炙手可热的职能部门谋得科长一职，喜不自胜对苏谨芬说：“我终于也有了一个小小的码头，船靠岸不太难了吧。”

苏谨芬不大听得懂他话里的意思，只说了一句：“你别太得意。”

直到有一天，白瑞明开回一辆暂新的“皇冠”，才让苏谨芬察觉不对，他当科长不足8个月，哪来这么多钱购车？

“男人的事，一个女人他妈问这问那干什么？”白瑞明跷着二郎腿，一颤一颤地抽烟，“你以为老子还是那个坐机关的穷公务员呀？没长进。”

她并不计较他的鄙俗，递给他一杯茶，小心翼翼说：“你注意点儿。我可不希望你的钱不干不净……”她的话还没说完，他一巴掌扫掉茶杯，气冲冲走了，两天两夜不归。

她已习惯了他的粗暴，习惯了他在家庭中的缺席。她是一个性格内倾的人，能够忍受过度的刺激和刺激的缺乏，保持其自身的存在，但同时她又是一个情感非常细腻的女人，常常以某种无言的抒情姿态，像黄昏里一只低飞的鸟，为他、为自己的弱点感到悲伤，并只能独自消化这悲伤……1993年4月27日，当科长不到13个月的白瑞明，因经济犯罪被立案侦查。

苏谨芬急了，尽管她预感到白瑞明迟早会罪有应得，但她仍然要尽妻子的义务去救他，托关系找了很多人，很多人都无能为力，其中一个无能为力的人指点她：××局副局长神通广大，也许能帮她一把。

副局长不到4O岁，长相英武，但是个矮锉儿，望着亭亭玉立、天生丽质的苏谨芬，含糊其辞。她好话说尽，起身告辞时，没忘记把一个“信封”放在茶几上。副局长严肃地把“信封”递回给她：“我试试看吧。把你家的电话留给我就行了。”

苏谨芬不胜感激，虔诚地写电话号码时，手甚至有点微微颤抖，并一再恳请副局长收下“信封”。后者突然一笑，干脆把“信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