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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回到了家。

等到晚饭端上了桌，不见天佑回来，又等了会儿，天佑仍没回来。于是，徐忆兰为长子拨出一碗菜来，用纱罩罩上。天佑为工作晚回家是常有的事，有时为了一个革新项目，几天几夜都泡在厂里，那时徐忆兰一点都不为儿子担心，反而为儿子感到骄傲呢！特殊时期开始后，情况就不同了，只要天佑晚回来一会儿，她便开始犯嘀咕，总是担心他在外面出个意外。因为看得多了，很容易联想到自己。直到活生生的儿子站在了她的面前，亲亲热热喊她一声“妈”的时候，她的一颗心才算放平。

有时，天佑见母亲忧心忡忡的样子，就会跟她开玩笑，说她是杞人忧天。他说这话的意思无非是壮壮母亲的胆子。他告诉她，他会小心的，只是诸如厂里组织的游行、开批判会、写大字报的活动，他不能不参加。

徐忆兰自己不是同样被裹挟到各种政治活动中去的么！这是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有谁能够逃脱呢？

这一夜，天佑一直未归，徐忆兰也一宿未眠。第二天临上班去，她给天佑留了个便条，叫他一回家，就往她的仓库去个电话，报个平安。一天下来，没有接到天佑的电话，反而听了许多关于“失踪”的传闻，她更加害怕了，于是马上给天佑办公室拨电话，可是没人接。她决定一下班直接去自力机器厂去看望儿子。

初秋的白昼还是相当长，加上是个艳阳天，因此到了下午五点多钟，天色仍显得很早。下了班，忆兰迫不及待地直奔天佑的厂子。马路上的革命仍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着。满目都是红色的条幅，红色的油彩；到处是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身着绿军装的画像；到处可见墨汁淋漓的大幅标语：打倒XXX、砸烂XX狗头；到处是张贴的五颜六色的大字报；到处是一支支毛主席思想宣传队在路边载歌载舞，演活报剧；扩音器里的喊声响入云霄。

徐忆兰无心浏览街景，只是匆匆赶路。她心里七上八下，眼皮跳个不停，有种不祥之兆笼在心头。

一辆66路公共汽车从她身边开过，她加快脚步去追赶。当她气咻咻赶到汽车站时，车门却关上了，她只好眼巴巴地看着它慢吞吞地开走。车站只剩下她孤零零的一个，心中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她探头向来的方向眺望，希望视野里早点出现公共汽车的影子，然而她却失望地收回目光，转过身子。当她闲得无聊时，目光便向周围扫描。

他看到了一位胖胖的，大约五六十岁的妇女，手中提了把扫帚朝这里踽踽而行。看上去他是位干部，头发被剪得乱糟糟的，她的脸许是浮肿显得惨白，她的衣裳显得不合身，而且皱皱巴巴。但是她的气质却不同一般，一眼便可断定，她是位落魄之人。只见她走到车站停了下来。

徐忆兰同情地望了望她，没好意思细瞧缀在她衣襟上的布条。而是装作不经意的样子把目光移向别处。

不知不觉传来齐刷刷的脚步声。随之歌声荡起：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它见阎王！杀、杀、杀，嘿！这是首红卫兵战歌，歌中溢满杀气。顿时满街被恐怖气氛所包围，让人心跳气短。

歌声一止，红卫兵已经出现在眼前。他们清一色卡其布绿军装，头戴绿军帽，草绿色的挎包斜挎在身，腰间扎着咖啡色军用皮带，手臂上佩带着“首都红卫兵”字样的红绸袖章。徐忆兰还是第一次见到穿戴如此正规的红卫兵。

忽然，红卫兵停止行进，目光齐刷刷地投向车站。顿时，徐忆兰心跳如鼓。那位老妇似乎悟到大难临头，她警惕地注视着这一突发情况，并下意识地一步步向后退缩。徐忆兰也不由自主跟着老妇一起后退。

不料，她们的惊慌失措，更大地吊起了红卫兵的胃口。列队忽啦一下变幻成扇形包抄过来，把老妇和徐忆兰团团围住。他们威风凛凛地叉开半步站着，个个虎视眈眈。有的手已开始痒痒，迫不及待解下皮带，乜着被困之人，呼呼地把皮带甩得山响。

行人们纷纷聚拢，形成一个外围。

“什么事？什么事？”后来的人向圈里张望。但无人答话，人们怀着各种心态，观看活报剧的开演。

一个像头头似的红卫兵拿着皮带点了一下徐忆兰，用纯正的普通话问：“你俩是一起的？”

徐忆兰摇摇头：“不认识。”

“你的出身？”另一个恶狠狠地插上一句。

“啊。。。。。。啊。。。。。。”徐忆兰见这阵势，慌得不知如何作答，说公公还是父亲？她闹不清该算什么出身，权衡一下，还是说了自己娘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