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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重视引起了又一轮红学热，并以绝对的权威主导着红楼梦研究的倾向，就是内容而言，就是红楼梦中的阶级斗争和其反映封建社会的必然灭亡的规律，就是方法而言，就是*主义的现实主义原则。可以说，这是建国至1976年之前红学的主要内容。

应该指出的是，毛泽东之所以要亲笔写下这封信，一是因为李、蓝二位小青年向权威挑战，非常符合他的“造反”精神，二是因为*的需要，而不是由于他真的对红学这样感兴趣和重视。到了1957年反右的时候，“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就成为牛鬼蛇神了。

由于政治的原因，这一时期的红学研究可以说是乏善可陈。值得一提的是，1953年，周汝昌先生洋洋巨著〈红楼梦新证〉在香港出版，1998年国内华艺出版社再版。关于这部书的价值，周汝昌在华艺版的〈总序〉中说：

“当时的认识，总超不出资料丰富这种表面现象。。。。只看引用书目达700余种，挖掘了一批史料，等等，未免有买椟还珠之叹了…　此书的首创性和价值所在，一是建立了‘曹学’；二是将‘曹学’与‘红学’　紧密结合，体现出一个根本认识：曹学方是红学的根本基础；三是从文史哲三大方面综合阐释〈红楼梦〉的高层次文化意义。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五节 遍地红学家

第五节 遍地红学家

1976年以后，《红楼梦》研究步入新的历程，一是1976年《红楼梦学刊》创刊，　1980年《红楼梦研究集刊》创刊为红学的研究开辟了两个最重要的阵地；1989年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正式成立，使红楼梦研究有了正式的机构，不再是散兵游勇；二是红学家们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研究《红楼梦》，并出版了大量专著，如冯其庸的《论庚辰本》、吴恩裕的《曹雪芹佚著浅探》、郭豫适的《红楼梦小史稿》、刘梦溪的《红学三十年》等。

随着改革开放；　红学在国内外都日成显学；1980年春天，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召开国际《红楼梦》研讨，中国、美国、日本、加拿大、英国、新加坡及我国台湾省和香港地区的红学家，共八十多人与会，提交论文五十多篇。　1986年6月，第二次国际《红楼梦》研讨会在哈尔滨举行，由哈尔滨师范大学和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共同发起，到会的各国学者超过百人，宣读论文九十多篇；同时举办《红楼梦》艺术节和中国文学讲习班，内容丰富多彩，盛况超过前次。国内全国规模的《红楼梦》学术讨论会，第一次于1980年在哈尔滨召开，一百三十多人与会，提交论文七十多篇，并成立了红学的大型学术团体——中国红楼梦学会。自那以后，1981年在山东济南、　1982年在上海、1983年在南京、1985年在贵阳，接连举行四届年会。每次代表人数均在一百五十人以上，论文一次比一次增多，贵阳会议提交论文数达九十多篇。中国艺术研究院设有专门的红学研究机构《红楼梦》研究所，聚集了一批专业研究人员。发表《红楼梦》研究论文的专刊也有两个：一个是《红楼梦学刊》，邀集三十二位知名红学家组成编委会，每年出版四期，自1979年创刊以来，已出版三十四期；另一个是《红楼梦研究集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已出版十三辑。这两种刊物每年发表的《红楼梦》研究文章在二百万字以上，吸引了大批《红楼梦》研究者，拥有各自的读者群。中国红楼梦学会成立以后，辽宁、江苏、上海、贵州、黑龙江等不少省市相继成立分会，有的分会印行交流刊物，也常常有好文章和有价值的资料披露出来。

早在上述红学专刊问世之前，由潘重规先生指导的香港中文大学《红楼梦》研究小组，已编辑出版了《红楼梦研究专刊》，1967年创办，至1973年，共出版十辑。与内地的红学热成互相辉映之势。台湾虽没有研究《红楼梦》的专门刊物，散见于报刊杂志的各类论文和出版的专书，数量相当可观。红学早已超越了海峡的波澜，因为《红楼梦》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财富，人为的域区阻止不住文化的传递。

清嘉庆年间京都竹枝词说：“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今天则有“红水泛滥”之谑。后者虽略含讥讽，却也反映了红学的圈子逐渐扩大并进而普及于社会的实情。　1987年夏天，中央电视台播出了长达三十二集的《红楼梦》电视连续剧，影响所及，红学一时文热了起来，街头巷尾聚谈不已，红学书籍处处罄销。

许多非专业人士加盟红学是此时期红学的一个重要特点。甚至有人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