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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天气预报说从西伯利亚来的一股寒流在越过黄河淮河以后向偏东方向移动，请各有关部门做好防寒防冻的准备。

一夜风声不止，第二天早上，合安县第一位上街打扫卫生的清洁工发现地上全都结冰了，地上的污秽杂物很不好打扫。天确实很冷。

我舅舅郑天良的一生到这里实际上已经结束了，至于如何案发以及如何审判，很显然不是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我能做的就是将我舅舅郑天良从一个乡村兽医如何走向一个十恶不赦腐败分子的全部历程展示出来，至于如何评价我舅舅官场奋斗挣扎的几十年，那是读者的事情。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一个腐败分子的堕落决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也不是我们平常所总结的那样草率，作为郑天良经历的叙述者，我必须直面他的灵魂以及他灵魂蜕变的轨迹，这不仅因为他是我舅舅，而是我对历史对真实的一种尊重和起码诚实的态度。而今天我们越来越缺少诚实，我们满足于肤浅的宣泄和情绪化的愤怒，在义愤填膺的发泄中，没有人知道，我们离真实已经越来越远，我们像消费一次性筷子一样消费着腐败分子们的人生，这使我们忘记了官场和商场具有同样的性质，任何人也逃脱不了长年累月挣扎中的技术性生存所不可抗拒的游戏规则。官场也像足球场一样，进攻是最好的防守，防守是最高质量的进攻，进攻有时导致了疏于防守，防守有时又让进攻成为虚构，这是是非非进进退退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就是郑天良的一生。一万个人眼中有一万个郑天良，我的任务就是让我和读者都尽可能地逼近真实。

我舅舅郑天良是在二000　年九月二十九日被枪毙的，枪毙郑天良迎国庆，这是大家都能理解的，这一年胡长青、成克杰在我舅舅之前就枪毙了，所以枪毙我舅舅的时候并没有在全省引起多大反响，而出租屋里的穷人们却对枪毙了小官很不高兴，酒也喝得索然寡味，他们都说枪毙一个副县长就像枪毙一个蚂蚁，我说那枪毙乡长村长又算什么呢，他们不说话了。

我舅舅被认定的的受贿索贿款折合人民币是四百一十四万，也就是孔令根和万源都证实的那几笔钱，另有二百三十万块钱不能说明收入来源，这就是说赵全福贿赂的钱还有其他企业送的钱以及逢年过节收的钱都没有全部招供出来，我舅舅死活不愿交待，检察机关说：“你不招也罢，反正四百万也够极刑了。”于是我舅舅就哭着跪在检察官面前说将钱全退了只求放他一条生路，检察官说你不退也是不可能的一切依事实为依据依法律为准绳，话说得很原则，我舅舅就哭得更伤心。所有的腐败分子们最后都是要哭的，也都是要悔过的，包括胡长青成克杰都哭了，我舅舅郑天良没有理由不哭，只是哭得毫无必要，因为法律审判的时候从来都不以哭的数量和质量来定刑，也不以忏悔书是否写得深刻而减刑。

腐败分子们一生写得最好的文章就是忏悔书，情真意切，语言流畅，认识到位，思想深刻，诸如我舅舅在忏悔书中除了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外，还写到了这样一些很有哲理的话：“家有万贯，也不过一日三餐；房有千幢，仅只睡一宿一床”。但说这些话又有什么意思呢？所以我不想看到我舅舅的忏悔书，我知道那是真实的，但对他来说却是真实的废话。

虽然忏悔书写得很真实也很煽情，但他对另外二百三十万块钱就是不愿说明其来源，这是在保护赵全福呢，还是想通过拒不招供企图减轻自己的罪恶呢？所有的腐败分子都有不能说明其来源的财产，但所有的忏悔书都写得情真意切，因此这种情真意切同样是虚伪不诚实的，胡长青成克杰是这样，我舅舅郑天良也是这样，他们是从一个山上下来的，行为方式极其相似，所以这也是我不愿写这个案子如何案发如何审查的原因所在，大报小报、网络、内参上每天都在刊登这样的案例，所有的案件都是大同小异的，就像克隆出来的一样，很无聊。我写的都是他们不写的或根本写不出来的那部分。

我在河远的时候采访了一位不愿暴露身份的人士，他（她）对我说千万不要将他（她）的真实姓名暴露出来，不然他（她）就没命了，如果我不守信用，他（她）会在临死前将我也杀掉，所以我信守诺言，绝不说出这个人的姓名。他（她）对我说，郑天良案子是从罗马假日花园突破的，为什么检察机关最后只确认了四百一十四万，也就是说是沈汇丽和万源将郑天良出卖了，因为沈汇丽一直是黄以恒的情人，而且沈汇丽当年南下是因为黄以恒插足导致家庭破裂的，沈汇丽南下做生意的钱都是黄以恒提供的，他们的关系已经有十几年了，而郑天良却蒙在鼓里，上了沈汇丽的床。沈汇丽是县剧团的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