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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接班人的文件的命令。“没有。”
拉麦斯说,他不时都要核对,看是否会将它废除。他宣称,这项法令具有法律效力,用不着再次宣布。
有人建议发一封电报给元首,问他是否仍需戈林当他的副手。于是便草拟了一封电报:“我的元首,鉴于你决定镇守柏林,您是否希望我本人根据1941年6月29日的命令,接管帝国的一切权力?”
戈林读后,加了:“……全权处理国内外事务”一语,以便使他有权与盟国进行谈判。他忧心忡忡,说:“若得不到答复呢?必须定个时间界限才行,就是说,在此之前我必须获复。”
科勒建议将它定在8小时内,戈林便写了个时限,接着,他又匆匆写道:“你必须明白,在我一生最困难的时刻里,我对您所抱的感情,是无法用语言加以表述的。让上帝保佑您,让您早日来此地。您最忠诚的赫尔曼·戈林。”
写完后,他重重地往后一靠,说:“可怕!”
若在晚10时前得不到答复,他必须采取激烈的行动。“我得立刻结束战争。”
在地堡内,最被戈林的电报激怒的——英国“超级”机密截获的戈林的最后一封电报—似乎是鲍曼。他要求将戈林处决。希特勒拒绝做得如此过火,给戈林发出3封互相矛盾的电报。第一封电报提出,戈林若辞去一切职务,因叛国罪的死刑便可置之不理;第二封电报废除了立戈林为接班人的法令;第三封——也许是最准确地反映了希特勒思想之混乱的一封——的措词模糊(“您认为我已受阻,无法实现自己的愿望的想法,是非常错误的,此错误想法从何而来,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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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使鲍曼觉得,这可能是赦免的前奏。鲍曼自作主张,电告上萨尔斯堡的党卫军指挥官,以叛国罪将戈林逮捕。
克莱勃斯在地堡内给凯特尔挂了个电话。将戈林被解职事详细告诉了他。凯特尔被吓坏了,不住地说里边一定有误解。突然间,鲍曼的声音插了进来。他大声喊道,戈林已被开除,“甚至连德国猎人协会主席的职务也没有了”凯特尔没作答。他暗想,“时局太严重了,不好讲这些冷嘲热讽的言辞。”
当日下午,凯特尔会见了希特勒。会谈失败了,他与约德尔一起乘车返回司令部。“途中,我们谈得很坦率。两人同意,我们不能听之任之——我们讨论了在地堡内劫持元首的可能性,可能时还要·使·用·武·力。”
但他们又放弃了这个想法,原因是他们不能取得元首的卫队和保安队的合作。
(4)由于俄国人正从四面八方朝首都围了上来,爱娃·勃劳恩平日那副欢愉的性格已变成了恐怖,但又不太敢露出来。
一次,她抓住特劳德尔·容格的双手,用颤抖的声音承认她很害怕。“最终一切都能过去就好了!”
她给他的好友赫尔达写了一封诀别信,“这是我最后一封信,也就是我生命的最后象征”她写道。她还解释说,她已将首饰寄给了她,要她按她的遗嘱分配。她对她的信之语无伦次表示歉意,原因是,戈培尔的6个孩子正在隔壁房间闹翻了天。“我真不明白,这些事怎么可能发生!简直足以使人失去对上帝的信奉!”
在后语中她补充说,希特勒自己已完全失望。但是,到了次日,即4月23日,星期一,爱娃又给妹妹写信说,现在机会还有一个。“然而,不用说,我们是不会让自己被他们活捉的。”
她叫妹妹将她的公文信件全部毁掉,把元首的来信和她的复信打在一防水包里,埋在地下。信是以一段带着可怜的希望的后语结束的:“我刚与元首说过话。我想,对前途他今天的态度要比昨天的乐观些。”
希姆莱也在为最后一分钟作好准备,在午夜前,他再次与福尔克·伯纳多特会晤,地点是瑞典领事馆——设在波罗的海岸边的港口吕贝克。“战争必须结束”他出乎意外地说,还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我承认,德国已被打败了。”
元首可能已经死了,所以,他已不再受自己的誓言约束。他说,他愿让西线投降;东线却不行。“我历来是,也将永远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死敌。”
他问伯纳多特伯爵是否愿意将这一建议转给瑞典外交大臣,由他再转给西方。
伯纳多特不喜欢这个主意,但同意将它转达给瑞典政府。这个建议若遭拒绝,你希姆莱将作何打算?“要是那样的话”他回答说,“我把东线的指挥权拿过来,战死在沙场”希姆莱又说,他愿与艾森豪威尔会面,立刻向他无条件投降。“就你我作为老世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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