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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的愤恨久久难平。相对于平襟亚的耿耿于怀，张爱玲则采取一概缄默的态度。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说到张爱玲见到小报上的评论文章，不管好与坏，都一一剪下，收集起来。要是这样的话，秋翁的谩骂她当是见过了。

有学者注意到，张爱玲似乎只写过有数的几篇答辩文字。最早的一篇就是回应秋翁的《不得不说的废话》。被误解之下，不得不申辩几句，也还称之为“废话”，可见张爱玲的态度；最晚的一篇是1978年11月回应别人对《*》的评论：《羊毛出在羊身上》。这应该也是不得不说的话，所以她在文末特意注上“下不为例”四字作结；再有一次便是在1946年针对有些人称自己“文化汉奸”的辩解《有几句话同读者说》，这是涉及到民族大义，不得不表明自己的清白。除此之外，便再无其他的类似文字。尤其是在“灰钿”事件上，事情的原委清浊到底怎样，好像一概与自己无关。

周作人曾经特别欣赏倪元镇的那句“一说便俗”：“倪元镇为张士信所窘辱，绝口不言，或问之，元镇曰，一说便俗。”倪元镇所谓“俗”是什么意思呢，周作人解释得很清楚：“此所谓俗，本来虽是与雅对立，在这里的意思当稍有不同，略如吾乡里的方言里的‘魇’字吧，或者近于江浙通行的‘寿头’，勉强用普通话来解说，恐怕只能说不懂事，不漂亮。”

也就是说，在这样的暴力侮辱之下，辩解不仅无益，反而会让辩解者自取其辱。有些事不说还好，一说出来便成了令人生厌生憎的俗事。然而，不说出来，就一定能于此事有所补益吗？也许我等俗人不理解其中的深沉。那么，张爱玲的不辩解是否可以引申为“一说便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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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遗弃到回归？（1）

——张爱玲在现代文学史中的接受史

作为一个在特定时期成名的作家，张爱玲的文学命运和她的个人命运一样的耐人寻味。她成名之后不久，中国于四十年代末进入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新面貌。这对于本来就与外在的社会保持一定距离的张爱玲来说，新中国越发使她感到陌生和难以接近。而她与胡兰成的结合又成为一些人所攻击的对象。因此，她不得不在在五十年代初远走国外。从此在大陆文坛上销声匿迹，也在中国50——70年间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写作上被打入另册，湮没不闻。

六十年代，海外学者夏志清出版《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次把张爱玲写进文学史。并给予高度的评价，由此在海外掀起张爱玲热。到八十年代，大陆开始有学者研究张爱玲的作品，相关论著不断出现。九十年代张爱玲的去世在海内外引起了一股最大浪潮的张爱玲热。对张爱玲进入文学史的呼声也不断提高。1984年，黄修己的文学史第一次把张爱玲写进文学史，随后的现代文学史写作也大都给予张爱玲一定的文学史位置。本文在纵览诸多文学史写作的基础上，试图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现代文学史中的张爱玲接受史做一梳理，从文学史写作的角度探讨其中的原因与问题。

一、“国家文学史”提出的背景和界限

现代以来，中国文学的发展与民族国家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有论者称：五四以来被称为“现代文学”的东西其实是一种民族国家文学？。也有论者指出：所谓“现代文学”，即是“用现代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表达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心理的文学”。这样的“文学现代化”，是与本世纪中国所发生的“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教育、思想、文化的全面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相适应，并且是其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现代文学史在一个错综复杂的历史环境下产生的，它的发展又与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进程同步。二者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文学的发展往往和政治卷在一起。1949年以后，这种关系发展的更为严重，文学也越来越转离艺术的轨道，被迫、也是主动走向国家意识形态。当代学者吴俊先生在研究当代文学时，把这种由国家权力全面支配的文学称之为“国家文学”。他指出，国家文学是国家权利的一种意识形态表现方式，或者就是国家意识形态的直接产物，它受到国家权力的保护。同时，国家文学是意识形态领域中国家权利的代表或代言者之一，它为国家权力服务，国家权力是国家文学最高也是最终的利益目标？。

以此来参照1949年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可以发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和中国当代文学一样，全面受制于国家意识形态的支配，不管是在写作的指导纲要、目标、范围，还是价值诉求与价值归属上，都要依附和服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