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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在上海破坏中共的一个补给机构，也是郑亲自赶去指　挥的。这一事件的经过大致上是这样：军统派在第一绥靖区司令部第二处的特　务们，在苏北射阳口检查来往船只时，发现一只可疑的木船，装了一些禁止　运往苏北解放区的物资。特务们将全船人员扣留，在细密搜查和酷刑逼供下，　知道这事与中共地下补给单位有关系，除继续搜寻线索外，并向保密局报告。　毛人凤马上把这一情况告诉郑介民，郑便亲拟电稿，指示该处处长蒋剑民务　必追出有关人员，扩大破坏。蒋剑民对被捕人员多方威逼利诱之后，有一人　动摇叛变，供出了上级领导机关设在上海，但不知道详细地点，只了解接头　办法。郑得报后，即嘱蒋将该叛徒带往上海。他自己也连夜赶去，召集在上　海的大特务——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陶一珊、保密局上海站长刘芳雄，　以及在上海市警察局工作的张师等密商选派精干特务，会同蒋剑民在上海搜　捕中共地下工作人员。第二天，蒋剑民带着那个叛徒和几个特务来到上海，　郑立即接见了他，并叫他和陶一珊等密切配合。在郑亲自领导下，先将中共　设在上海的后勤补给总站破坏，总站长冯伯昌、柳明等　20　余人被捕，抄出大　批文件和存在仓库中的布匹　1000　多匹、颜料几十桶以及许多其他物资，并在　吴淞口外查出一艘小火轮和物资。

当陶一珊、蒋剑民等兴高采烈地认为收获不少的时候，郑却认为还不够，必须“趁热打铁”继续猛打穷追。结果又在上海××路破坏了中共华中局、　苏皖边区政府、华中银行等单位设在上海的联合办事处，又搜捕了　10　多人。　郑介民的作风与戴笠有些不同，他从来不亲自主持审讯被捕的中共人　员，上下像戴笠那样爱亲自指使特务对被捕的中共人员使用种种酷刑。他总　是叫特务们去干这些，自己偶尔在审讯时走去听听。去之前，先叫人关照主　审的特务不要看到他去时起立。他去时也只站在旁边听一听，不像戴笠或是　抢着插话来问，或则把主持审讯的特务赶下去，自己坐下来审。郑不爱露面，　对叛徒不愿马上接见，怕遭到突然袭击。他除在背后指示特务如何去做之外，　最有兴趣的是研究搜得的各种材料，他能一气看上几小时都不放手，并能从　这些材料中发现新的线索，继续扩大破坏。那次从上海破坏的中共地下后勤　补给机构取得的许多材料中，他便找出了一些与上海中共补给总站有关的线　索，先后在青岛、宁波、定海、烟台等处陆续破坏了一些中共地下后勤机构。　他在保密局一次会议上特别谈过，如何从搜获到的材料中发现线索的问题，叫大家对片纸只字都不要轻易放过。

郑任保密局长期间，只是每天上午去一两小时。他的办公桌抽斗内，满　装着从各地收集来的中共发行的书刊文件。他批阅的公文很少，除了重大问　题如破坏中共组织、逮捕了中共人员等文电由他批阅外，其他一般性问题都　由毛人凤决定。他看完几个卷宗后，总是从抽斗中找出一些书刊文件略加翻　阅，选择几本带回去细细地看。当时保密局的电讯总台，有两部专门收听中　共广播的电台，每天把收到的电讯抄下两份，一份送给他，一份由毛人凤看　后批交情报处（保密局第一处）存查。他对这些电讯看得很仔细，看后便带　走。郑在反共活动史，总是绞尽脑汁，全力以赴。他不断研究中共文件，除　了进行诬蔑宣传外，还从中共政策中钻空子进行特务活动。他利用“宗教信　仰自由”指使军统特务中一些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到解放地区进行特务活动。山西天主教徒李广和（解放前任天津稽查处长）在山西教区关系很多，　他便叫李在教徒中进行布置。还有比利时神甫雷震远，郑一直利用他披着宗　教外衣在华北进行特务活动。

另外，他还利用中共少数民族政策，先后多次命令外勤省站尽力在少数　民族中去发展组织。他常说：“将来有些地区汉人立不了足，这些少数民族　中的同志（指参加军统的特务）是大有办法的。”

解放前，毛人凤亲自在上海、重庆、昆明等地拉拢过资本家，希望他们　协助保密局工作，而以保障他们在国外的利益为交换条件。据毛人凤谈，这　也是郑介民研究中共政策想出来的好办法。当时不少人以为共产党来了，资　本家会被清算，郑介民却说这些人不会有问题，认为这些人如不走而能拉上　关系的则应尽量去拉。

郑介民任局长时期，许多特务都认为对解放地区布置工作太困难，他总　是说是大家不肯动脑筋去研究中共的文件，所以总是弄得束手无策。他从中　共文件中找出不少钻空子的办法。他常说：“共产党不能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