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部分(第2/4 页)

理。蒋经国主政锐意革新，以图改善外在的形象；尹　俊在此时期，对“警总”权势的行使亦谨守分际，不敢有所逾矩，所以，“警　总”在尹俊任内，可称得上是“胡混保守时代”。

虽说承平无事，可是，从“保钓”运动、台湾被逐联合国、《大学杂志》　事件亦相继而来，情治人员严密注视台湾社会动态及学术界的言行也“与时　俱进”。据一位吴姓教授说：“从参加《大学杂志》后，我的生活即受有关单位　的注意。甚至连写学术论文，只要涉及中国现代史的问题，必须事先送审，　我不了解，以他们（按：指“总警”）的学术素养，有什么资格审查我的著　作。北洋军阀作风不论如何的霸道，可是还容许北大教授有著作的自由。以　当局锐意革新的意志，他们该给予学者若干的尊重吧！”这位吴姓教授因发　表的《西山会议与中国》一文，语涉蒋介石，竟难逃“警总”拘押，幸赖沈　刚伯、黄季陆、傅乐成等人力保，始判交付感化　3　年，以“保护管束”为由　开释。因吴教授无法忍受台湾的政治气氛，终至远走国外。尹俊重用政战势力的后果，其结果不同可知。1975　年　4　月　5　日蒋介石病逝时，执掌“京畿”卫戍安全重任的尹俊，竟未随侍在侧，深为当局不满，　终于尴尬下台。第六任“总司令”郑为元：“警总”政治纷扰时代　尹俊下台后，接任者是郑为元。郑为元出身黄埔八期，历任驻意大利“使馆武官”、师长、“陆战队司令”、“副参谋长”、“陆军副总司令”， 1975年　4　月　8　日出任“警总”第六任“总司令。”

郑为元任内，正逢　70　年代中期，台湾整个政治剧烈的变化、政治争攘不　断，党内外的冲突，也日益升高。故郑为元上台后，为防范事故的发生，将　“警总”的权限做了大幅度的调整。

郑为元虽在国民党多方协助下，彻底整顿了“警总”，但他在　3　年多的任期中，所发生的事故都十分棘手，也饱受外界不少的抨击。尤其是“中场　事件”发生后，他与前“调查局局长”沈之岳两人，受到党内元老的责难，　因此，不得不黯然去职。

郑为元这一任“总司令”做得十分辛苦，对内，他须受制于政战势力，　尤其王升做了“总政战部”主任后，政战系统气焰更形嚣张，而出身军统的　“警总”老干部，也在这一时期相继退役，转入“警总”“文职部门”，与　政战系统分庭抗礼，因此，“警总”内部职权的纷争，耗费了郑为元不少的　心血。第七任“总司令”汪敬煦：“警总”多事之秋时代　汪敬照出身黄埔十四期，是何应钦的侄女婿，早年靠搞“情治”发迹，却没有一般情治人员“强烈保守”的心态。由于他本人有文才，能力也比较强，故此一度职权甚大。

汪敬煦担任过台湾“驻外武官”、“宪兵司令”、“情报局长”， 1978年　6　月，他一上台，就制定了“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组织规程”，以明定“警　总”的权责和“法定”地位。其次，他要求“警备研究委员会”将“警总”　适用的“法律”，提出完整的报告，以确定“警总”执法的“法定”职掌。　据悉：汪敬煦布建在各阶层的线民比郑为元任内要多出一倍，它的触须　可延伸至文教界、学术界、新闻界、影剧界，甚至连党外“主要人物”身边的朋友，都是他亲自布的线。　可是他也是历任麻烦最多的“总司令”。因为，从他上任后，党内外的冲突，就不断的发生。从“中山堂事件”、“余登发案”、“许信良事件”　到“美丽岛事件”都是在他任内发生。汪敬煦做事勤快，搜集“情报”十分积极，他广泛布建，几乎无孔不入，　令人心惊。可惜的是，他能控制事件的发展。却无法阻止事件的发生。从林　宅灭门血案、陈文成命案至今悬而未破的过程看来，汪敬煦作为最高负责人，　实在难辞其咎。

第八任“总司令”陈守山：合籍将领出掌“警总”时代

1981　年　11　月　25　日，由于陈文成命案等影响，蒋经国为改善“警总”的　形象，特意拔擢台籍将领陈守山出任“警备总司令”。所以，陈守山上台后，　喊出“大家的警总”的口号，可是，时间证明“大家的警总”，却成为“查　禁的警总”，这是陈守山“力不从心”还是有违诺言呢？陈守山的女儿，嫁给台湾大富豪王永庆的儿子，因而与王家归姻亲，但陈守山的儿子因倒闭而卷进债务丑闻。陈守山能有今天的地位，他心知肚明。　所以，他上任后，只能无为而治——“对上负责、对下服务”，造成“政战　势力”与“科员政治”再度崛起，而当局有意剥夺“警总”的权势，将原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