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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军校第九期。是国民党败退台湾初期崛起的将领。黄镇球历任军校教育长，“军委会防空总监”、“联勤总司令”、“国防部副部长”。1958　年　7　月　1　日，蒋介石改组特勤机构，成立“警备总司令　部”，黄镇球奉命接管“警总”。1958　年　8　月，黄上任未满　1　月，即奉调“总统府参军长”，为“警总”　历任“总司令”中，出身背景最特殊，而任期最短的将领。据悉：黄镇球之下台，与蒋介石“斗智”有关。此因：（1）蒋介石不想让保定军校出身的将领氏期主控“特情机构”，故其重　用黄镇球，无非是在试探黄镇球的“政治智慧”，藉此观察黄镇球的“忠贞”，　能否为其所用。

（2）黄镇球虽系行伍出身的旧式军人，但为人颇识大体，深谙官场进退　之道。尤其在“孙立人事件”后，他更是戒慎恐惧，当他获悉老蒋的“用意”时，他立刻“望风承旨”迅速将权力交出，以释当局的“疑虑”。

（3）黄镇球不擅情治工作，故而，在处理重大事件上，须向情治老手李　立柏、朱致一、夏季平等三位“副总司令”“请益”，否则，他所批阅的公　文，几乎出不了“总司令办公室”的大门，使他饱受“牵制”之苦。

黄镇球交出权力后，深获蒋介石的“赏识”，特意“重用”黄镇球出任　“总统府参军长”，并晋升为“陆军一级上将”，为保定军校出身的将领中　的最后一位“四星上将”。

黄镇球就任仅一个月，对“警总”谈不上有多大的建树。但以他的辞职　意义而言，对台湾的政局，可有若干的启示。诚如黄镇球的一位部属所说：　“国民党的政治人物，在政潮起伏中，能从心所欲的放弃权力，可谓少之又　少”。第二任“总司令”黄杰：“警总”权势鼎盛时代　黄镇球去职后，黄杰入主“警总”，象征黄埔系统当政时代的来临，促使“警总”领导体系起了很大的变化。过去，在黄杰之前，执掌戒严、卫戍、保安、情治等重大任务的将领，如纽先铭、孙立人、黄镇球、李振清、余伯　泉、徐培根等人，都不是黄埔出身，他们虽是蒋介石的亲信或左右手，但却　不是蒋介石亲自调教出的“子弟兵”。因此，在人事任命的过程中，他们“忠　贞”的程度，常引起蒋介石的疑虑。而黄杰却不然，他出身黄埔一期，对蒋介石一向“孤忠耿耿”， 1949年退出大陆前夕，黄杰率部转战西南后进入越南，被法国殖民政府囚居在富　国岛上，他以“忠贞不屈”的决心，一心返台追随蒋介石，被国民党捧为“海　上苏武”。 1953　年，他如愿以偿率部到台湾，即出任台湾防卫司令，　1954　年接替孙立人担任“陆军总司令”，“孙立人事件”后，奉调“总统府参军　长”，从此，他在蒋介石的提携下，展现其雄厚的实力，成为当时最具实权　的将领。一般而言，蒋介石重用他，系回报他的“忠贞”。可是，据“警总”前副参谋长王某表示：“蒋介石重用黄杰的政治意义在于：（1）表明蒋介石支持“警总”的立场，使“警总”的权威在短期内得以　树立。（2）建立情治系统新的领导体系，而使“警总”“以军令掌理民政”的措施，可实施得更彻底。

（3）黜退老将，使何应钦、郭寄峤、余伯泉等非黄埔嫡系将领至此不复　当权。（4）可显示蒋介石对戒严法的重视。　除此之外，黄杰接掌“警总”，也奠定未来出任“总司令”的人事传统所须具备的条件。据一位陈姓退役将领分析说：基于“警总”传统人事的安　排，及情治系统“互相制衡、彼此监督”原则的考虑，出任“总司令”的条　件为：（1）必须出身黄埔系统，且是“最高领袖”忠贞的长年部属。

（2）个性沉稳内敛，具有调和鼎鼐能力，处理事务能“先意承旨”，遇　事能任劳、任怨、任谤，而为当局分忧解难，无视于外界责难。（3）在军令部门曾担任主管情治业系的首长，与具有指挥兵团作战的资历。

（4）在国民党内，须位居国民党中央委员。

（5）确立“总司令”的产生，一律以“外调”为主，而不由内部将领循　序而升。以出任“总司令”的条件推断，“警总”权势之大，绝非偶然，以黄杰　时代而言，他的确没有“辜负”蒋介石的“期望”。在短短四年内，黄杰大　量引用防卫总部的干员，以增进“警总”内部的强悍作风。他为了巴结蒋经　国，时时借重政战势力，加强意识形态的办案基础。他也厉行“非国民党员”　不得为“警总”干部的政策，使“警总”上下成员，在“政党认同”的情势　下，对于不利“党国”的组织和个人，都视为敌人，加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