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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党员都要一起杀掉。当时重庆　市长兼卫戍总司令杨森的侄女共产党员杨汉秀，本来已由杨森保出去，也由　警察局刑警处长张明选，亲自带领特务将她杀死在歌乐山一个碉堡内。囚禁　在白公馆内的　30　多人，系由军统局息烽监狱移送去的，大都关了七八或　10　来年。如张学良将军旧部副军长黄显声，便关了　10　多年；还有　4　个中学生，　是抗战期间误入中美所范围，被指为中共嫌疑犯，关了　10　多年，也全部被杀　掉。不仅如此，毛人凤叫保密局法官徐钟奇清理白公馆人犯时，连临时囚禁　在里面的军统老特务、警察局刑警处督导长陈为城（因违犯军统纪律，平日关几个月就可无事），这次也一样签请枪决，蒋介石照样予以批准。　大屠杀是从　11　月　25　日开始的，先杀白公馆的人犯。为了避免引起附近渣滓洞看守所内人犯的警觉，决定使用刀和手枪。当天上午第一个把黄显声　将军叫出来，骗至离白公馆半里路左右的步云桥附近的山坳中，趁黄在走着　的时候，由凶手从后脑射入一弹毙命。其余的人也是一个个骗出来，到步云　桥附近山沟内用刀砍死。女共产党员黎剑霜在狱中生有一个小孩，当时还不　满周岁。她被骗出时，进入刑场看到那么多尸体躺在血泊中，自知难免，便　请求保留孩子，结果被凶手将孩子夺去摔在地上。黎扑向凶手拼命，被旁边　另一凶手拦腰一刀，砍倒在地，但她还挣扎着爬到小孩身边抚摸摔得半死的　孩子。当天， 30　多人被这样一个个骗出去杀掉后，连看守所所长陆景清也　感到害怕起来，马上找毛人凤吵着要立刻飞往台湾，他说：“我们这样杀人，　将来被共产党抓到后，还能活着出来？”囚禁在新世界饭店看守所的近百人，都是在　1949　年间被捕的，其中大多是嫌疑犯，据说被判处死刑的　30　余人中，只有少数如王亚细（女）为共产党　员。这时根本不管谁是不是共产党，由毛人凤通知杨森全部杀掉。这批人于26　日解到中美所内执行了。当时特务骗他们是换一个地方囚禁，这些人都带着行李，但一到缫丝厂刑场，看到新掘好的大坑，也都明白自己已无生路，　不少人便在临刑前高呼“共产党万岁！”在一阵乱枪中，他们结束了生命。　有的还没有击中要害，也被抛入坑内活埋。

27　日，在屠杀渣滓洞看守所内　100　多人时，是把所有监房房门加锁后，由门窗洞口用汤姆生手提机枪向内扫射。经过一次两次扫射之后，再洒上汽　油连房子一起焚毁。少数没有被枪打死的，也都烧死在里面。这个看守所内　囚禁的人，大都是　1948　年至　1949　年间由保密局西南特区和西南长官公署第　二处所逮捕到的共产党员及民革、民盟人员，其中大多数是经过种种威逼利　诱而不肯变节投敌的好同志。

渣滓洞看守所所长李磊于重庆解放前逃逸。另一些特务在中美所内屠杀　完毕后，在保密局总务处长成希超指挥下把几座盛满武器和器材的大仓库纵　火烧毁后才逃出。在成都，毛人凤通知四川省主席王陵基，把四川逮捕到的中共党员和民　主人士　10　多人，一起枪杀在成都十二桥。毛人凤原来还准备把昆明逮捕的400　多人，也要杀一大批，由于卢汉坚决不同意才没有杀成。这使他认为是最大的遗憾。

蒋经国跨人情报单位

吴国帧从国民党“台湾省主席”的宝座上被挤下来以后，跑到美国，一　而再地公开指责台湾是“警察国家”。事实上，大家早已知道这个事实。究竟台湾警察化（特务化）到了什么程度呢？

“交通警察总局”：　1946　年　3　月　1　日，在南京成立的“交通警察总局”，　由吉章简任局长。吉章简与戴笠不和。一说，戴笠正是争夺不到“交通警察　总局”局长和“上海警察局”局长，才愤而出巡，以致飞机失事死于戴山。　其成立之初，辖下共有“交通警察”——武装特务　25　万人，编为　18　个　纵队，准备用来控制解放区的铁路，但未能如愿，全部撤返江南，损失了　2　万多人；后来再度撤到广州时，只剩下　12　万人。而最后撤到台湾的不足　3　万人，蒋介石就用这些武装特务来控制着台湾的铁路和公路交通。台湾南部的台南、高雄等城市的警察局，都在这批武装特务的控制之下。　“警政总署”：国民党“内政部警察司”，在戴笠死前就已扩大为“警政总署”，由军统局特务一手包办，内设参谋、财政、侦缉、训练等　7　大处。　但正式宣告成立的日期却是　1946　年　8　月　15　日。“警政总署”辖下的特务警　察，控制了台湾北部和东部，而在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