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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是用一支箭射穿和平鸽。　解放前，在蒋管区内到处可以见到佩带这种证章的特务，只有担任秘密工作　的才不准佩带。当时，这个小证章简直成了这些特务可以到处横行不法的许　可证。一般公开机关中搞特务活动的人，遇见佩带这种证章的，不管与之认　不认识，都要客气三分。临解放时，这个会也随保密局一同逃往台湾，一直　由毛人凤所控制。

郑、唐、毛三人各有一套，作风也各有特点。郑介民一向以老成持重、深谋远虑而得到蒋介石的信任。他平日喜怒不形于色，很能控制自己，有空　便阅读书报杂志，肯用心钻研问题，对国际、国内形势也爱分析研究。他在　军统局和保密局的纪念周上讲话时，一向是专做时事报告，极少谈到工作上　的问题。有部下去看他时，他也爱讲一些对时局的看法。抗战期间，有一次他正在和部属们大谈其对日军作战的形势分析时，他老婆何淑芬就在旁边插嘴，叫别人不要相信他那一套。因为抗战开始时，根　据他的分析判断，香港不会有问题，他老婆便信了他的话把许多东西存放在　香港，结果日军占领后全部损失。她曾多次当着别人的面气愤地质问郑：“你　说香港没有问题，现在怎样？你把我的东西还来！”郑对她这样当面给他出　丑，也毫不在意，只是一笑置之。

郑自认为对中共问题素有研究。戴笠在世的时候，也常常叫毛人凤就一些关于中共的问题向郑请教。有一次郑到军统主持纪念周以后，正在休息，　重庆邮电检查所长刘之盘把查扣到的一批报刊送给他看。他除拣出其中一两　份外，指出一份对刘说：“这种东西粗看像是共产党的，其实是我们的同行　搞出来的，不过搞得还不错，连我们的同志都信以为真，一般人就更不容易　分辨出来了。”接着他便对邮检方面的工作做了一番指示，教他们如何注意　研究问题，不要粗枝大叶。并说，对付共产党是多方面的，我们有些单位是　专门假借共产党的名义来进行反共宣传活动的，如果把这类东西也扣下来，　无形中就替共产党做了工作。蒋介石派郑介民担任军调处执行部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后，郑跑到军统局　找毛人凤商量了很久，接着又把人事处、军事情报处、党政情报处的负责人　找去商谈了一阵，最后又把沈醉找去，叫沈在交通运输等方面注意协助他工　作。郑介民和毛人凤商谈的具体情况沈醉不了解，以后只知道郑要求军统调派人员时，要选军校出身的，担任过公开军职的，要尽量避免特务身份，同　时又希望军统不断提供有关的情报给他。郑介民派到各地担任执行小组工作的人，都是经他自己决定的。曾任陆　军大学调查组组长的邹陆夫和军统军事情报处副处长的胡屏翰派给他时，开　始他认为不大妥当，以后由于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人，他才勉强同意调他们去。　郑去北平不久，却把军统中共科科长郭子明调到北平当了他的顾问。他在北平工作时，对司徒雷登特别表示亲热，尤其与司徒雷登的亲信秘　书傅泾波拉得很紧，经常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有一天，郑突然下一张手令，　叫人事处立即委派原在重庆稽查处涪陵稽查所当少校所长的胥某担任北宁铁　路警务处副处长。大家对此都感到奇怪，因为像这样一下把一个少校超升到　上校，在他平日还从来没有过。后来一打听，原来肾某是傅泾波的妹夫，傅　向他提出之后，他立刻给以超级重用。毛人凤考虑问题非常用心思，别人向他请示重大问题时，他从不轻易马　上做出答复。他在工作作风上处处学戴笠，而且想超过戴笠。在他担任保密　局长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比戴笠过去杀的人还要多。他对军统内部防范也　很严密，生怕别人不听他指挥，特别对外勤各省站站长不放心。和戴笠一样，　他把一批江山县籍的译电员派到各省站去工作，暗中监视外勤单位的负责　人。毛人凤在杀人方面，不但秉承蒋介石旨意以多杀为上，更主张斩草除根，连革命人士的孩子都要杀。在重庆进行大屠杀时别人问他，小孩怎样办，他　回答：“当然一起杀。难道还留下来等他们长大来报仇不成！”实际上蒋介　石指示他杀杨虎城时，并没有指出连小孩一起杀。毛人凤对革命人士如此，　对保密局内部也是用杀来对付的。解放前，只要发现哪个特务有一点投向人　民的表现，被抓住了，便立刻杀掉。曾任重庆稽查处外事组长的吴润荪、在　长沙随程颂云先生起义的刘人爵，都是被他杀掉的。湖南和平解放后，一些　大特务来不及逃出来，他就派人去进行暗杀。因此湖南警保处长兼长沙市长　李肖白、长沙绥靖公署处长杨继荣、湖南站长黄康永等逃出大陆后，都不敢　去台湾。云南和平解放时，沈醉随同起义，毛人凤也派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