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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议的除印度等　5　个发起国的政府首脑　外，还有束埔寨、阿富汗、埃塞俄比亚、黄金海岸（今加纳）、伊朗、伊拉　克、日本、约旦、老挝、黎巴嫩、利比里亚、利比亚、尼泊尔、菲律宾、沙　特阿拉伯、苏丹、叙利亚、泰国、土耳其、越南、也门等国的政府首脑，新　中国也在被邀请之列。

这样一次重要会议，我国当然要出席。经过中央的研究，决定派以周恩　来为首、陈毅为副团长率代表团出席。关于出国的途径，先是周恩来提出由香港坐船走海路，那样可以在船上休息两天。经与有关方面的研究，认为走海路不行。因为当时来往于香港和　印度尼西亚之间的船只，只有荷兰的两只小型商船，一只　5000　吨，一只　3000　吨，单程要走一个星期。如蒋介石特务机关派出特务沿途破坏，则安全很难　保障。于是便放弃了坐船走海路的设想，改为由香港乘飞机去印度尼西亚。　由于当时西方国家对我实行封锁，我们既没有大型飞机可坐，也没有去印度　尼西亚的国际航线可用，只能租用外国航空公司的飞机。经与印度航空公司　商谈，决定租用其“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并商定，4　月　11　日我代表团乘　该机启程时，该机作为正常航班，上午飞抵香港，下午再改为中国代表团的　包机，于　1　时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直飞雅加达。

为了保证我国代表团能准时、安全地出席亚非会议，我公安部门还做了代表团由云南昆明乘汽车，经滇缅公路出境到缅甸，然后由缅甸换乘飞机飞　雅加达的安排。为此，中央警卫局特派李福坤副局长和伍全奎同志，紧急赴　昆明，要求云南省有关部门派专人协助，进行实地勘查，并尽快做好全面的　可行性部署。4　月　3　日，公安部特别就代表团将出席亚非会议通知有关单位的工作人员，要求他们密切监视美国和台湾方面的动静，以保证出席这次亚非会议的　代表的安全。两天后，即　4　月　5　日晚上　12　时，一位从香港返回广州的广东省公安厅侦　察人员，专程从广州赶到北京，汇报说：“美国和台湾蒋介石的特务机关已　获悉代表团的行踪，他们正策划乘新中国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之机，谋害周　恩来及代表团成员，并已分头行动，其行动代号为‘1　号’。代表团出席亚　非会议，有可能出现意料不到的情况！”

第二天凌晨　3　时，周恩来接到了这个紧急情报。他立刻把公安部的负责　人召来，要他们迅速核实情报的准确性，以便采取相应的措施。凌晨　4　时，公安部派人与广东省公安厅那位侦察人员一道，紧急飞广州，　第二天一早即潜入香港，对这宗惊人情报进行核实。不过，公安部特派员在香港的活动亦不怎么顺利，所得的情报与广东省公安厅的情报大致相同，并　没有什么特别之处。面对这一严峻的情况，是去，还是不去？就成了当时亟待解决的问题。　对于工作人员和同事们的劝说，周恩来坦然地说：“蒋介石太蛮了！以为这　样就可阻止我前去万隆，当年重庆百万禁军之地毛主席也敢闯进去，难道这　小小的威胁就能难倒我吗？”正当代表团成员全力以赴进行准备之际，周恩来总理接到了缅甸总理吴　努发来的电报。电报邀请周总理去万隆参加亚非会前，先在仰光休息两天。　并称，届时他将派飞机到昆明来接。经了解，吴努邀请周恩来在仰光休息两　天的意图，是想在大会召开前在仰光同几个主要参加国的领导人先碰一下　头，研究一下会议的有关问题。

吴努总理对中国领导人如此尊重，周恩来自然欣从。于是，决定代表团　兵分两路：一路由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率代表团主要成员，于　4　月　7　日　先去昆明，待缅甸所派飞机试航成功后（那时我国和缅甸之间尚未通航）再　启程去仰光，之后由仰光飞雅加达；另一路，代表团其他成员则按原订计划于　4　月　11　日由香港乘印航“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抵雅加达。由于敌情复杂、　多变，中央决定加派公安部杨奇清副部长随周恩来去昆明。4　月　7　日上午，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等一行乘车离开中南海，驶向西郊机场。这时，中国民航的伊尔—14　飞机已经停在停机坪上，机组人员也　已做好了一切准备。正当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一行要离开候机室时，总　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匆匆赶来了，将刚刚收到的一份重要情报交给了总　理。这是在代表团出行前我有关部门获得的又一次警报。情报说，蒋介石特　务机关已高价收买香港启德机场的地勤人员，准备利用“克什米尔公主号”　飞机在香港停留加油检修之机，将定时炸弹放入“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