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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二锅头、茅台，酒过三巡，‘哥几个，有事儿求大家，我们就是想弄点儿档案回去，主要是研究你们苏联的历史。’俄国人喝完酒，非常活跃，大家谈得非常诚心，每人我先发300美金，那笔钱当时不小，大家很高兴。这个程序又省钱、又省时间，他们也高兴，那会儿几百美金也不得了。”

再就是去美国印档案。因为美国人赶先，“苏联刚解体的时候，他们就花了重金把大量的档案买走了。一个胡佛研究所，光目录就上百卷。”

现在，这批花费上百万巨款的苏联档案差不多已经整理出来了，还在陆续翻译中。到他家查资料、复印档案的人太多，他索性完整地复印了两套，一套放在北大，另一套放在华东师大。“我敢说，我北京大兴的家里藏的档案比图书馆都多。”

“国内原来没有冷战研究这么一个领域，因为中国不怎么接受冷战这个概念。你注意看中国领导人的讲话，冷战一共没有提几次，《毛泽东文集》我查了一遍，大概也就讲过三四次，而且都是带引号的。所谓冷战，他认为是美国的一种政策，所以基本上整个90年代，还不允许出现这个词。

“最开始搞，都是我自己花钱。我每年召开一次会，我就看国内研究这个比较不错的，我来挑人，然后我出钱。

“我们搞的都是神仙会，规模不大，每次开会二三十人。但是我要求论文要好，而且我们这个会开的那都是针尖对麦芒，你用的什么材料、我用的什么材料，你什么观点、我什么观点，讨论得非常热烈。每次开完会我们都出本论文集，到现在这些论文集都算是很上乘的。”

这样一下就把冷战史的根基打好了。“后来是和北大合作，北大有意让我过去，我自己也发现完全靠个人去号召还是有一定问题。当时在北京还不允许用冷战史这个名目，那会儿还是比较敏感的，观念没转过来，后来就叫了‘现代史料研究中心’。”

现在这个冷战史处于一种什么状态？“完全是一种国际化的，我今天在国内发现了一个新的档案，写了一篇文章，明天国际上就都知道了。也不再是大国关系了，而趋向于一种社会、经济领域，甚至是文化领域的研究。美国对外政策其中有一个侧面，就是它的宣传战和心理战，它这种文化输入，在哪个国家什么时候放什么电影都是有算计的，它要求影响你的人民，这是它的考虑。反过来讲，其实中国也经常搞这种文化外交，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周恩来去参加日内瓦会议，就放《梁山伯与祝英台》，原来中国文化是很优美、很深沉的，类似这样的事很多。”

吴虹飞：很多人都在忧虑传统的断裂，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沈志华：我觉得我们搞历史研究非常伟大，就是去追踪历史的真相，因为现在人们了解的过去，特别是最近几十年来，很多都是失实的、扭曲的。你说这一代一代的人，上中学、上大学的课本就那么弄下来，这将来怎么得了，中国的文化怎么得了？谁来传承啊？不是老说传统断裂嘛，所以你真正要想影响这个社会，就是得把历史的真相写出来，从长远的观点看，这个是最本质的东西。人们知道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他自己会去思考，你何必非说你自己的观点呢，政治结论啊或者一些别的什么。

吴虹飞：有人说你讲课像说评书。

沈志华：历史过程是一个一个链条连接起来的，但是历史学家讲的故事从来是不完整的，为什么？没有新的文献，就说不清这回事。有人说沈老师你讲课像说评书一样，其实有很大的区别，仔细听你就知道了。说评书那故事肯定是圆满的，一环扣一环，一节扣一节，我讲历史，这个现在只能存疑，为什么？因为没有进一步能够证明这个的材料。

吴虹飞：学术上您一直都是单干，很晚才进入大学体制，您对这个环境的感受如何？

沈志华：我对现在的教育体制深恶痛绝，那就是在摧残知识分子，就是一架行政机器。稍微意志不坚定一点，或者说自己内心追求不是很强烈的人，都会被卷入这个机器当中，然后跟着运转，把你的精力、时间完全耗费在一些表面的事情、名和利上。搞历史学的人谁不知道得看材料，谁不知道写东西得有真凭实据，历史学家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言必有据嘛，你不能拍拍脑袋想想就说。但是他没那个时间，上面要求你一年要发几篇文章，工资又低，你只好去创收，就搞一些跟学术没有太大关系的事。现在###所有的钱都抓在手里面，然后来规定你们搞什么。大家都在争一个项目，就是为了申请这个，一天到晚就是填表啊、统计啊、评比啊、评估啊。久而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