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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掉，而卖不掉的下场比被骗还糟。我发现一次不要超过十二或十五本书，量少的时候卖得比较好，每册书的平均价格好像会略微提高。但书卖得越少，就得越常回去报到。我知道自己得尽量少去──越常和钱德勒打交道，就越处于劣势。总之，无论怎么做，钱德勒就是会赢。几个月过去，那老头根本不想花力气跟我讲话。他从没打过招呼，从没咧嘴笑过，也没握过手。他总是面无表情，让我有时怀疑他真记得我吗？我每次踏进店里，对钱德勒来说也许只是又一个新顾客而已──某个初来乍到的陌生人、随机出现的平常人。

把书卖掉的同时，住处也发生许多变化。每打开一个纸箱就毁掉一件家具，那是不可避免的。床铺给拆了，椅子渐渐变小然后不见，书桌缩减成一块空间。人生变成零的聚合物，那是我能确实看见的东西──明显的、迅速生长的空虚。每次探索舅舅的过去，就会在现实世界中产生一项实质效果、一个具体的影响。因此，后果就在眼前，毫无后路可退。很多箱子还留着，很多箱子已消失。这房间是衡量自身状况的机器：还有多少的我留在那里，还有多少的我不复存在。我既是加害者也是目击者，在这单人剧院里，我既是演员也是观众。我可以注视着自己解体的过程。我看见自己一点一点地消失。

当然，那段日子对每个人来说都很难熬。记忆中那是政治混乱、公众喧哗、群情激愤、扩音器吵嚷和暴力充斥的时代。一九六八年春，每天好像都会爆发剧烈的变动。不是在布拉格，就是在柏林；不是巴黎，就是纽约。越南那里有五十万驻军。总统宣布这次不再退缩。人们被暗杀。经年累月的打仗，战争规模扩大到所有念头都会被渗透污染，我知道自己无论做或不做任何事，都跟大家一样身陷其中。有天晚上，我坐在河滨公园的长椅上眺望河水，看见一个汽油桶在对岸爆炸。火光霎时填满夜空，燃烧的残骸断肢掠过哈德逊河和脚下的土地。我突然了解到内在与外在其实不可分割，除非真理遭到极大伤害。同月，哥伦比亚校园变成战场，数百名学生被捕，包括梦想家济马和我。我不打算在这里讨论那件事。当时的状况大家都很清楚，再重复一遍也没什么用。不过，这并不表示我想让它被遗忘。我的故事植基于那段日子的断垣残壁里，除非理解这项事实，否则我的故事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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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宫　1（10）

在我开始三年级课程时（一九六七年九月），西装已经不在了。因为芝加哥的一场大雨，西装被浸得湿透，终于溃不成型。长裤臀部的地方破掉，上衣沿着口袋和缝线裂开，最后我不得不放弃它。我把西装挂在衣橱里当纪念品，纪念那段比较快乐一些的日子，然后出门为自己添购最便宜耐穿的衣服：工作靴、牛仔裤、法兰绒衬衫和从军用品店买来的二手皮夹克。朋友对这种转变瞠目结舌，但我只字不提，因为我不在意他们的想法。电话也是一样。切断电话不是为了要与世隔绝，只是电话费付不出来罢了。有天济马在图书馆前抱怨我很难找，我回避自己的财务困境，滔滔不绝地谈起电话线、声音和人类沟通联系之死。“经由电力传达的声音不是真正的声音，”我说：“我们都愈来愈习惯于自身的拟态，但停下来想想，你会发现电话不过是曲解和幻想的器具而已。它是鬼魂和鬼魂间的沟通，只是心灵的有声分泌物，没有真实的身体。我要看到正在跟我说话的人是谁。要是不能，我宁愿根本不说。”诸如此类的表演──借口、不知所云的话、为应付完全合理的问题而提出的怪理论──逐渐变成我的注册商标。因为不想让人知道我手头有多紧，我只好用说谎来应付。随着处境的恶化，我虚构的故事愈来愈怪诞。为什么不再抽烟，为什么不再喝酒，为什么不再到餐厅吃饭──我信口发明荒谬又合理的解释。结果，别人看我简直像个无政府主义的隐士，像个活生生的怪人，像个卢尔德分子（译按：Luddite，十九世纪初英国手工业强烈反对机械化或自动化而捣毁机器者）。但朋友觉得很有趣，我就用这种方式来保护自己的秘密。自尊当然在这些把戏里头参上一脚啦，但重点是我不想让任何人来干涉我为自己设定的方向。我如果说出来，只会引起同情，甚至获得协助，那就会把整件事都给搞砸。因此，我用狂言呓语为自己筑起一道墙，抓住每一个装傻弄痴的机会，等待逃逸的时机。

最后一年是最痛苦的。十一月停缴电费，次年一月爱迪生电力公司的人就来拆电表。后来几个礼拜我用不同的蜡烛做实验，调查各家厂牌的价格、亮度和持久度，令我惊讶的是最物美价廉的竟然是犹太纪念烛。我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