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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回避人权 ·　关于职务作品的争论 ·关于法人作者的争论

著作权法的起草过程及整个立法过程，就是我们对人的权利不断加深认识的过程，或干脆点说，是对人权不断加深认识的过程。

起初，有的同志把版权法即后来的著作权法，理解为一部限制人的权利的法律。他们认为，法嘛，就是要管人的。当他们知道，著作权法有别于其它法律的重要特征，是给予和保障人的权利的时候，他们有点紧张了：这怎么得了，难道它不导致作者的个人主义膨胀？

当著作权法起草小组召集部分部委的同志征求意见的时候．就有人当场提出：“不能给作者个人的权利太多，不然他们会翘尾巴。”有人甚至提出：“要强调无产阶级专政，要把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体现在每一个法条上。”

随着对版权法的认识的深化，人们才意识到，以前的那种说法不仅荒唐，而且无知。版权的本质就是个人的权利，版权法从根本上说就是保护个人权利的法律。否则，它就不是版权法，而是别的法律了。

版权法从它在世界涎生的那一天起，就无异于向全人类发布了一项人权声明。它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封建阶级的“君权神授”理论相比，它代表着人类历史的一大飞跃。资产阶级声称要把人权从封建专制手中夺回来交给公民，同时也把版权从封建专制手中夺回来交给作者。正是在同封建特权的斗争中，“版权－―　人权”的理论在欧洲大陆发展完善起来。

与英美法系将版权强调为财产权不同，欧洲大陆法系更强调版权的人权性质。后者认为，版权中的人格权即人权比财产权更重要。受卢梭思想影响较深的德国哲学家康德，就说过这样的话：作品是人格化的商品，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作者的延伸，是作者人格的反映。因此，侵犯了作品的版权，就是侵犯了作者的人格，就是侵犯了人权。

马克思主义并不回避人权，同样也不回避版权。在马克思设计的人类理想社会制度中，人民享有真正的自由和广泛的权利。

马克思主义并非只是物的规律的科学，同样是关于人的活动的科学。人是万物之灵长，人之所以优于其他生物，就在于他有高度的理智而丰富的感情，具有独有的善于思维的大脑，并能使自己生命活动的本身变成自己意志和意识的对象。所有作品，都是人的作品，都是创作者运用抽象的艺术、巧妙的布局、科学的语言、熟练的技巧进行艰苦思维的产物。作品中的任何描述，都反映着作者人格的色彩，渗透着作者心灵的独特感受。作品即人格，作者对作品享有的权利，即人的权利。抹杀了这种权利，就等于抹杀了人的存在，抹杀了人权。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害怕讲人权，也害怕讲版权，同时害怕把版权作为个人的权利。我们曾认为人权是资产阶级的东西，版权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既然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就一定是坏东西。这种认识上的绝对化导致我们在版权上的错误，对作品、对人才的错误。这种错误使整个国家吃尽了苦头。

在我们承认了版权，承认了版权是一种个人权利之后，在究竟给予作者个人多大权利的问题上，也有不同意见，并有过激烈的争论。

比如说，个人与单位的关系，最初，在著作权法草案中采取了类似专利法的规定，即凡是执行本单位的任务，或者主要是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条件完成的创作，就属于职务创作，作品的版权归单位所有。这也就是说，只要你是单位里的人，是按照领导要求创作的，就无权在作品上署个人名字，无权领取稿酬。

很显然，这样一条规定不利于保护作者个人的权利。在中国，自由职业者毕竟是很少很少的，绝大多数作者都吃的是官饭。无论是职业作家，编剧或是导演，他们都从属于一个单位，拿着国家的工资，他们的创作从某种意义上说都体现着单位的意志。如果因此就把他们的作品看作是职务作品，而剥夺作者个人应当得到的权利，那就无法调动其创作积极性，也就违背了制定版权法的初衷。

这个问题当时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最终结果是缩小了职务作品的范围，扩大了作者个人的权利。作者在工作任务之外完成的作品不能算作职务作品。即使是受单位指派为完成单位工作任务写作的职务作品，也要区别不同情况，有的职务作品，本单位有权在业务范围内优先使用，但著作权归作者个人；有的职务作品虽归单位所有，但作者拥有署名权。

关于职务作品规定的这种重大改动，反映了我们的立法者对作者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