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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得令人反胃。在没有译本的情况下，我们就得倚赖专家，往往得由瑞典学院特别

聘人翻译。这就费时费力。我们需要两三年的研读时间。通常，一个得奖的作家都

是在两三年前就受到推荐的。不过倚赖专家，也不可靠。譬如讨论一位中国作家，

你或许必须读夏志清的评论，但是夏志清的评论又有许多偏颇，他往往以西方文学

的标准来论断中国文学。于是你必须参看另一个人的评论，而另一个人又有另一个

人的偏颇”

翻译，究竟能不能够代表原作？这是个问题，尤其在诗的领域里。弃原作而就

翻译，是一种不得已的妥协，而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就在这个妥协的基础上。更进

一步，即使语言隔阂不成问题，文学品味又必然构成另一个难题。每一个民族都有

它独特的文化传统与思维方式；一个习惯于欧美文学表现方式的人，如何接受像印

度、波斯、或中国那样截然不同的文学传统？他学会了“接受”之后，又能以什么

样的标准来衡量不同文学传统之间的“优劣”？

“我不赞成用西方的一套价值观去论断中国文学。譬如说，以现代西方小说的

尺度来量中国章回小说，有人会说后者太松散、不成结构，所以是缺点。事实上，

章回的表现技巧是中国文学里的一个传统；你必须接受这个传统。我翻译《水浒传》

时，就特别突出它口传叙述的手法。这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特色，不能看作缺点。”

接受一个异国的文体或许还不是真正的困难所在。真正的困难还在于价值观的

应用。譬如许多当代的大陆小说，用西方现代小说的角度来看，简直伤感滥情得不

忍卒读。谈妇女问题的小说，譬如谌容的几本，与西方发展了多年的女性小说比较

之下，就显得极其粗糙幼稚。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说：滥情，是那个社会现阶段的

特色，必须接受、认可，或者说：避免滥倩幼稚是一个绝对的、放诸四海皆准的文

学尺度，中国文学也不例外？对异国文学的包容，与对艺术原则的坚持，两者之间

势必要有一条线，但是谁划得出这条线来？

对异国文学的“包容”，有时候，会变味成为我所称“观光客文学”评论，就

是说，西方人对自己领域内的文学，坚持以艺术原则去批评，对中国文学，却舍艺

术而追求异国情调、中国味道。

“滥情在当代中国作品中是很普遍。戴厚英的《人啊人》里对爱情的描述，就

很幼稚，她最重要的主题是人道主义，但从头到尾不曾解释人道主义是个什么东西。

还好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写。有个叫李锐的，他对性的描述很冷、很客观，高行健的

小说也好得不得了。他的东西，当然背景、人物，都是中国的，但是没有一点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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