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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没有办法主宰一个社会的走向；他们不得不仰靠主宰

社会的人——到目前为止，多半仍是身心健全的大男人们——来为他们设想。没有

财富的社会即使有心为弱者设想，能做到的大概没有几件，更何况若是饥寒交迫，

连设想的“有心”　都不太可能。　有过“易子而食”经验的中国人说得一针见血：

“衣食足而后知荣辱”。

有财富的社会，如果在心灵的层次上还没有提高到对人的关爱，还没有扩及到

对弱者的包容，它也是一个落后的社会。它的国民所得被用在扩充军备、制造原子

弹等等毁灭人的途径，而且往往有极堂皇的借口；不会用在社会中“弱者”的身上：

建电梯、筑人行道斜坡、设儿童乐园。

当我的婴儿车不必停在人行道的“悬崖”上，而能安全顺遂地滑过街心时，我

感觉到自己是在一个“富而有礼”的社会中。它有钱为每一条人行道建斜坡，但是

更重要的，设计道路的人在灯下制图时，会想到他的社会中有年轻的母亲推着稚嫩

的幼儿、有失明的人拄着问路的手杖、有弯腰驼背的老者蹒跚而行为了这些人，

他做出一个小小的斜坡来。这个斜坡，是一份同情，一份礼让，一份包容。

只是一个小小的斜坡罢了！但是，台湾距离真正的“富而有礼”还有多远呢？

打开二二八的“黑盒子”

“你是外省人？”白头发的陈教授问我，我不经心地点点头，却也感觉到他表

情的复杂。

离开台湾之后，三十几年不曾回去探过亲。对于我这么一个“什么都不知道”

的新留学生，他一方面想特别地关照，因为我也是中国人，一方面，又有着排解不

开的憎恨——我是个外省人。而做了一世异乡人的他，忘不了二二八事件的回忆。

他的伤痛与仇恨，很深。我对二二八的无知，也很彻底。

一九三九年，一万五千个波兰人在俄国兵士的枪口下被推进一节一节发臭的火

车，开往荒野中的劳工营。忧心盼望的妻子儿女在半年之中还收到几封来信。到了

第二年的五月，突然音讯杳然。两年之后，德国人在卡定河边的森林里挖出四千三

百廿一具尸体，这些波兰人的尸体。

俄国政府说这些人是德国人杀的，但提不出任何证据。波兰的老百姓却斩钉截

铁地认为，毫无疑问，是俄国人干的。但是波兰，身为苏联的附属国，是不敢说话

的。他们的政府不允许历史学者去研究这段大屠杀的公案。也没有人敢问：那没有

尸体的一万个人又遭到了什么结局？

历史，不分中外，都是政权的工具。六十年代的赫鲁晓夫曾经对当时的波兰领

袖哥穆尔卡建议：设立一个特别调查团，由俄国与波兰的历史学者组成，共同去发

掘卡定河的冤案。哥穆尔卡却推诿了。为什么？哥穆尔卡本身的政治力量依靠当时

波兰人的爱国情绪，对俄国人越恨，爱国情绪就煽得越热，对他的政权就越有利。

解开了卡定河的历史公案，很可能也就淡化了波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