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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亡国外的康有为、梁启超一派人合作，但没有成功。

这两派终于彻底决裂了。

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逐渐取代改良派思想，而成为先进知识界中的主导思想，是当时的社会政治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改良派和革命派之所以分裂，当然是因为前者反对以革命推翻清朝政府。他们之所以反对革命，根本上是因为害怕革命把下层社会的力量引发起来。改良派在戊戌维新时期已明确表明，他们是反对农民革命的。孙中山提出的民生主义特别引起他们的反感。梁启超说：“若行彼所谓民生主义，吾知其议会议员，必皆为家无担石，目不识丁者而已”。

“利用此以博一般下等社会之同情，冀赌徒、光棍、大盗、小偷、乞丐、流氓、狱囚之悉为我用，惧赤眉、黄巾之不滋蔓，而复从而煽之”

（《开明专制论》）。改良派在国内的主要社会基础是和封建地主阶级有密切联系的上层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地主绅士。梁启超对民生主义的攻击代表了这部分人的心声。

在１９１１年的武昌起义后，各省改良派即立宪派的头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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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都迅速改变了态度，参加革命。他们参加革命并不真是因为赞成革命，而倒是因为害怕革命。他们看到清朝在革命冲击下崩溃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为了尽快地结束革命，防止革命由于下层群众的起来而烧成真正的烈焰，所以才参加革命的。

但是，同表示赞成革命的改良派和各种旧势力合作，却不能说是革命派的错误。问题在于，他们并没有能真正发动广大群众，因而处于软弱的地位；他们也就不可能在和不可靠的同盟者合作中坚持自己的革命立场，并保持自己的领导地位。

这种弱点终于使得革命不能不以向代表一切旧势力，又有帝国主义作后盾的袁世凯妥协来结束。

从以上所说这些，可以得出什么结论来呢？

第一，历来有许多西方的“中国学”者以为，辛亥革命并不反映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只是一些醉心于西方文明的知识分子把和中国社会格格不入的民主共和强加于中国。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辛亥革命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要求是植根于中国人民群众中的，它和农民的革命运动有一定的联系，民主共和国的口号立即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这些都足以驳斥这种说法。按照这种说法，改良派的君主立宪论好像更适合于中国。但是改良派的失败，改良派的先导地位不能不让位于革命派，而且改良派在辛亥革命后日益在政治上堕落，这些都足以证明推崇改良派而贬低革命派是站不住脚的。

第二，近年来学术界又有一种看法，认为在五四运动前，中国近代历史的进步潮流是从“洋务运动”

（指封建官僚办工业）到维新运动到辛亥革命。这种看法抹煞了农民革命在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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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中国历史中的作用。但事实表明，资产阶级革命派既是从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展过来的，又和改良派不同，接受了农民革命的传统。封建官僚的洋务派，撇开他们在政治上的反动不论，专就经济上说，也是对民族资本的发展起阻碍作用的。

对于有历史进步作用的维新运动和革命运动，办洋务的封建官僚并不是先驱者。

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和他的同志在艰难中继续斗争，寻找出路。他终于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看到了新的革命曙光，在同中国共产党合作中找到中国革命新的道路。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为争取独立、民主和进步而进行的革命斗争，总的说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第二个阶段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第三个阶段是在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历史不能隔断了来看。农民在没有先进的阶级领导时所进行的反封建的、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是自发的、低级的，甚至是表现为落后形式的。

只看这一个阶段，就会以为这种斗争只是无目的的、无效果的破坏。但是，没有这一阶段的革命，不会发展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辛亥革命虽然推倒了皇帝，但是并没有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没有达到建立独立自由的中国，使中国工业化的目的。只看这一阶段的革命，又会觉得资产阶级革命仍然是不结果实的花。

但是，如果没有这一阶段的革命，也不会发展到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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