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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的研究，将默克公司的Prinivil与利尿剂进行比较，结果显示Prinivil似乎疗效更好。但是，ALLHAT实验充当了叫醒服务的角色。可能大型制药公司宣称的“奇迹”根本就不是什么“奇迹”。可能很多新药还不如旧药。除非我们直接将新药与旧药进行比较，否则无法知道真相。

研究机构

医生如何决定给他的病人开什么药呢？很不幸，许多医生是根据制药公司的营销重点来开药的。但是，大部分、或者至少有一部分医生依据的是据说毫无偏见的研究报告。他们阅读医学杂志来了解新的研究；他们使用教科书来了解专家通过整个研究得出的结论；他们去参加会议、接受医药教育来从这些专家（所谓“思想领袖”）那里得到第一手资料。后面两种途径其实是第一种的衍生。教科书和思想领袖的思想并不比他们以之为基础的证据高明多少。这些证据来自医学杂志的研究报告。因此，保证这些报告的公正、无偏见就是十分重要的。它们的确公正、无偏见吗？

越来越多的答案是“并非如此”。我曾经说过，大多数药物的临床研究都是由生产它们的制药公司赞助的。如果仅此而已，并不一定导致研究结果带有偏见。但是，现在制药公司对如何进行实验和如何报告结果有很强的控制力。这样情况就不同了。20世纪80年代以前，研究人员一般独立于赞助他们的制药公司之外。制药公司一般将资金提供给学术医药中心，然后静待研究人员的研究结果。它们希望自己的产品有不错的实验结果，但是不能肯定是否果真如此，当然也不会告诉研究人员应当如何进行实验。然而，现在的情况是，公司参与到研究的每一个细节中去——从研究的设计到数据的分析再到是否将研究结论发表，这种广泛参与大大增加了研究结论的偏向性。控制临床实验的不再是研究人员，而是赞助者。

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自1980年以来，该行业的财富和影响力都与日俱增。当制药业变得越来越富有、权力越来越大、更加以利润为导向的时候，制药公司再也不愿意坐等研究人员的结果了。首先，实验时间挤占了药物的专利时间；其次，坐等的结果是不可预知的，研究结论可能对它们不利。因此，制药公司不再依赖学术中心进行测试，转而寻求那些新兴的营利性研究机构——我在第二章中提到过的合同研究组织。你可能还记得，这些公司在制药公司的示意下，与私人医生签订合约来搜集实验需要的患者数据。这些医生并不是经过训练的研究人员，因此他们只是按照被告知的要求来做——否则就可能失去与合同机构合作的赚钱机会；而合同研究组织只对大型制药公司负责。这也就意味着制药公司对实验几乎有了全部的控制权。

学术医药中心对失去制药公司的合同很不开心——尽管这在它们的研究收入中所占比例不大。1990年，制药业赞助的实验中，大约有80％是在学术机构进行的，但是在十年之内，这个比例下降到了不到40％。随着病人医疗补助付款的减少以及财政对医疗教育支出的缩减，许多医学院和教学医院都出现了财政困难。这样，原来的一小部分收入也显得很重要。因此，它们开始配合制药公司这个赞助者，与合同研究组织展开竞争。当制药公司坚持临床实验必须如何进行的时候，它们几乎总能如愿以偿。

此外，整个学术界的氛围都发生了变化。随着1980年《贝赫—多尔法案》的颁布，传统的学术界和实业界的界限已经越来越模糊。学术医药中心认为它们自己是制药业的“合伙人”。请看哈佛大学的一些学术—行业协议。哈佛的一所医院，达娜—法伯（Dana…Farber）癌症研究所，与诺华公司签订了合约，为诺华提供新发现的癌症药物。日本的化妆品制造商资生堂与哈佛的马萨诸塞总医院（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签订合约，十年内支付给医院1亿8千万美元，以便优先获得其皮肤科医生的研究发现。默克公司在哈佛医学院旁边修建了一所高达12层的研究机构。双方都希望达成多方面的紧密合作关系，尽管现在具体的合同条款还没有公开。美国医疗联盟（Partners　HealthCare）包括哈佛医学院的两所教学医院，它邀请研究人员申请加入与千年制药公司（Millennium　Pharmaceuticals）的“合作研究人员交换计划”。该计划保证，一旦加入了医疗联盟，“感兴趣的研究人员将会被吸收到千年制药公司的项目组中。”哈佛并不是什么特例。最近的一项调查表明，三分之二的学术医药中心在赞助其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