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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利润率降低一半——从2002年美国十大制药公司的平均17％降到合理的8�5％。

你可能会想，在这种争论日益白热化的过程中，议会干什么去了？答案就是：它想把两边都哄好。议会夹在选民和制药业中间，2000年它通过了一项法案，允许从加拿大“再进口”药物，但是在FDA的建议下，它规定卫生与公共事务部的秘书要保证对这种行为的安全性负责。而当时的秘书堂娜·沙拉拉（Donna　Shalala）说她不能给予这种保证。布什政府期间汤米·汤普森也是同样，让人们觉得似乎来自加拿大的药物只要通过边境就有可能变成毒药。但是选民可不这么容易上当，议会仍被吊在钩上。

狂欢结束了吗？（3）

2003年夏天，众议院议员们顶着上面的反对和大型制药公司以及FDA的极力游说，投票决定将从加拿大和欧洲进口FDA批准的药物的行为合法化，这实在出乎人们的意料。而且这次没有要求卫生与公共事务部来保证这项行为是安全的，避免了原来的“漏洞”。这一次众议院是在为公众争取权益。高度警觉的美国药物研究与制造商协会立刻寻求参议院的帮助以阻止该法案。53位参议员签名给他们的同事写了一封“预告灾难”的信，警告说将从加拿大进口的行为合法化是天塌下来一样的事情。后来《纽约时报》报道说，这封信是由美国药物研究与制造商协会在参议员中间传递的。作为回应，参议员里克·山托兰［Rick　Santorum（R…Pa。）］声称信是由他起草的，但是也承认确实是由美国药物研究与制造商协会来传递的。他解释道：“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拜访每位参议员并请求他们在信上签字。”稍后，尽管将从加拿大进口的药物作为医疗保险处方药福利的一部分的呼声很高，但议会拒绝了它，仍然维护大型制药公司的利益，要求卫生与公共事务部保证行为的安全性。不过，这确实使对该问题的讨论被提上日程。

议会当然希望这些事情能够不了了之，这样它就不必在选民和制药公司之间左右为难了。但是，选民想要改变处方药价格高昂的现状。虽然从加拿大再进口药物显得有些荒唐，也增加了交易成本，但是即使这样也比在美国买药便宜，这样就激化了最根本的问题——在美国存在着价格歧视。从加拿大进口药物来解决这个问题也只是一个权宜之计。更重要的是学习加拿大控制药物价格的机制。

各州与大型制药公司的对抗

控制药物成本的活动中心开始向各州转移。2001年经济疲软时，各州发现自己真正陷入了困境。与联邦政府不同，多数州政府并没有弥补财政赤字的选择权。他们必须控制好预算。州预算中最大的一部分就是医疗保险，其中增长最快的部分就是处方药的支出。各州还需要满足州职员以及（一些州还包括）未参加保险者的处方药福利。因此，州政府自然会把控制好处方药支出作为控制预算的重中之重。

首先，它们扩大了处方药名单或处方集的药物的用途。你可能还记得这些药物是性价比较高的药物。对于处方集之外的处方药——也就是那些没有更好疗效的更贵的药——医生需要获得“事先授权”。这对医生来说可能只是走个形式，但是也足够有效地降低药费支出了。通常那些被排除在处方集之外的药物都是制药公司大力推广的高价药，例如Nexium和Celebrex。2001年，只有两个州推行了这个措施；两年后，全国几乎有一半州都推行了此项措施。各州还经常联合起来组成购买团，以便从制药公司那里获得更大的折扣。

2000年，缅因州第一个实施了某种价格管制。这是真正的草根运动带来的结果，主要是由那些乘坐公共汽车去加拿大买药的老年人发起的，他们很清楚地知道本地的药物定价有多高。在民主党人、当时州参议院的主要领导、现在公民团体共同事业（mon　Cause）的领导者凯林·皮格瑞（Chellie　Pingree）的领导下，通过了“缅因州Rx”法案。它赋予了该州为了未参加保险者的利益而跟制药公司讨价还价的权力。如果价格没有显著地下降，该州可以制定价格的上限。还价的筹码是如果制药公司拒绝交易，那么就将它们的药物从该州的处方集上抹去。“缅因州Rx”法案的墨迹未干，美国药物研究与制造商协会就将它告上了联邦法庭，指控它违反了宪法中的商业条款和联邦医疗保险法。经过三年的不断争辩，这个案子最终在2003年到了美国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将该案返给下级法院审理。“缅因州Rx”法案能否生效尚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