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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由外地移民、由外地农民工组成的城市里，常常感到一种深深的疏离感和冷漠感，谈到原因，他又似乎尚未理清自己的思绪，往往是刚刚得出了什么结论，随后又否定了这个结论。

第六章　现代化之祸？（2）

“我也说不清。”这是两个多小时的谈话过程中，祝强最常说的一句话。

2007年5月23日，也就是被美国学者确认为世界城市人口有史以来首次超过农村人口的那一天，我采访了两位中国学者：温铁军和胡鞍钢。但他们两人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评价大不相同：胡鞍钢热情肯定这一进程，希望它更快一些；温铁军对这一进程充满了深深的怀疑和担忧，希望它更慢一些。

我们听到了太多的关于加快中国城市化进程之益处的说法，所以，当我最初听到温铁军对中国城市化现状的质疑时，我不得不承认，我的确感到有些震惊。

西方经典的教科书是如此区分两种城市化的──

在人类历史上，迅速的城市化发生过两次：第一次发生在19世纪的欧美国家，工业化进程导致了矿业中心和制造业中心出现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其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结果；第二次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外流和人口高增长率两大趋势导致了许多城市的失控扩张，其城市化不过是人口移动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发展的结果。

那么，中国近30年的城市化进程属于哪种类型呢？

许多中国学者认为，作为当代的“世界工厂”，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肯定属于经济发展的结果。但温铁军给我的答案，却似乎并不那么肯定。

比起农民工出身的祝强，作为学者，温铁军的思路要清晰得多，观点也明确得多，但我们之间的谈话却并不因此而显得更轻松。我甚至感到，我们之间的问答，存在着某种紧张，他对我的来访，存在着某种怀疑、某种敌意。或者更确切地说，他是对目前在中国学术界、乃至国际学术界占主流的观点存在着某种怀疑、某种敌意。

温铁军是中国国内研究三农问题的最著名的学者之一，他曾经在中国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过多年，参与过许多重大政策的讨论和决策。如今，他是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教授兼博士生导师。那天上午，我给打电话约他见面时，他正在收拾文件和行装，打算下午乘飞机去外地讲学，但他还是接受了我的采访要求：“这样吧，你现在过来，但我只能给你半个小时，半小时后，我还有一堂课，课后我马上要去机场。”

当我赶到他的办公室时，他正守着电脑，噼里啪啦地打字。他除了点头示意我坐在远处的沙发上之外，并没有握手，也没有问候，而是继续着他的打字。就这样，大约10分钟，我们之间只有格外清晰的键盘打字声。最后，他终于坐到了我的对面，他看了看腕上的手表，简洁地说：“我们只有半个小时。那你说吧。”

我开始提问，他也开始回答。使我惊讶的是，他竟能在收拾文件和上课之间的短短半个小时之内迅速进入角色，滔滔不绝，基本上把我所有的提问回答得有条有理、有头有尾。

不愧是经常讲学、讲课的人──我这样想道。但我也能隐隐约约地感觉出他流畅的答问之中蕴含的情绪：一种淡淡、却挥之不去的情绪，一种忧愤、却无可奈何的情绪，尽管我不得不承认，他对中国城市化问题、农民工问题了如指掌，他的论证、他的表述也非常具有穿透性。

20多年前，温铁军曾经是最早主张开通城乡、打破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那一批中青年“奏折派”学者中的一员，但20多年后，他却在各种各样的场合大声呼吁：中国不应落入许多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过快、贫民窟丛生的“现代化陷阱”。

为什么会有如此重大的转变呢？温铁军的回答似乎带着某种沧桑感：“20多年的发展，应该说一代人已经过去，20多年的经验教训已经足够了，今天我们必须冷静地对加快城市化作出反思，不能再像20多年前那样盲目，那个时候我们30多岁，可能还比较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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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现代化之祸？（3）

但更重要的，是这20多年中他独特的治学道路和丰富的国外考察经历。“我曾经跑过四十多个国家，而且重点是跑发展中国家，”温铁军以低沉的语调，操着略带京腔的普通话说，“我是中国国内比较早地去发展中国家的大型贫民窟考察的人，所以最近这几年我才在有关政策层面的讨论中不断地呼吁：所有人口超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