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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曾三历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处长、秘书局局长、中办副主任及新中国第一任*档案局局长和中央档案馆馆长，先后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党的“八大”代表，为全党和全国档案事业的开拓和发展起了核心领导作用。

“*”中，曾三以“里通外国”、“盗窃扩散中央机密档案”、“推行修正主义档案工作路线”等莫须有的罪名遭到残酷*。尽管曾三本人自幼就有一目色盲和白内障，另一目因多年从事通信报务和秘书档案工作而视力很弱，而且眼底出血长期不愈，但他也同其他人一样，和老伴沈义一起被押往江西进贤县农村“五七”干校种地割草。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10）

全国档案资料工作先进经验交流会，1959年6月3日在北京开幕。国家档案局局长曾三在大会上讲话。（新华社稿）沈义也是一位老革命。1928年她16岁，就在广东海陆丰根据地闹革命，“*”前已担任国家档案局党委书记。

1973年，曾三双目越发模糊，实在没法再干任何体力劳动，经中央办公厅批准回北京治病。老两口住政协礼堂东侧丰盛胡同原中央直属机关小招待所的一小间房，自己买菜烧饭，挤车去医院，苦度残年。

粉碎了“四人帮”，曾三被恢复了正部级待遇。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房管处给这两位老同志在复兴门外三里河南沙沟部长楼大院分了一套房，但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政治部的人却横竖不给住。

万不得已，老两口只得上访中组部，给日夜操劳的耀邦同志留下一封信，恳请耀邦在可能顾及的情况下，帮他们解决这个大难题。

耀邦正在楼上开会。看罢这封信忙问：“曾三、沈义同志呢？”送信上楼的同志说：“走了，放下信说了几句话就离开了！”耀邦叹了一口气，为没能和几年不见的两位老同志当面长谈而深感惋惜。他当即停下正在进行的会议，相当激动地向与会的同志宣读了这封信，然后说：“现在硬是有这么一些人，不把许多老同志整个死，也要把他们整脱一层皮，处处事事都刁难至极！”

他在信上写了几行字，请人即刻送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汪东兴也批了几个字，曾三老两口才搬进了一座部长楼的三层楼。但此刻曾三的视力只有0�1，上下三层楼，有一回两次踩空，险些摔断骨头。他们要求调整到没有危险的一层楼，结果顺利实现了。

类似曾三、沈义老两口在中组部传达室放下信转身就走的举动，早有多起。这加深了*积思已久的考虑：许多迭经磨难的老同志的心都被整碎了，加上他们又一向谦逊自爱，对许多个人的困难和要求都是一忍再忍，轻易不愿麻烦别人，实在忍无可忍，也仅仅寄封信、送封信而已。

由此耀邦想到：一定还有许多老同志把好多应该一吐为快的话硬憋在肚子里，应该主动找他们谈谈。这时，中组部万寿路招待所就住着一批尚未“解放”的老同志：周扬、丁玲、林铁、王从吾、金明等等。

耀邦请来《人民日报》的同志，问可否去万寿路招待所找这批老同志聊聊。报社的同志欣然从命。第二天，他们以《人民日报》的名义去看望这批老同志。

在交谈中，周扬对《人民日报》刚刚发表的一篇特约评论员文章十分赞赏。这篇文章说：“党的组织部门是‘党员之家’和‘干部之家’，而不是整人的机器”。周扬说，许多年来，很少见到党报上发表这种令人感到很亲切、很振奋人心的文章了。他向报社的同志说了许多积郁已久的心里话。

但是，有些同志却不大愿意敞开心扉，问他们有何意见、要求或困难，他们好像都嗫嗫嚅嚅，诚惶诚恐。

耀邦听了汇报，感叹不已。他对《人民日报》和中组部政研室的一些同志说：“许多老同志被整怕了，被整得心碎了。应该关怀爱护他们，鼓励他们重新振作起来。”“*冤假错案，帮他们解决生活中的难题，只是‘党员之家’、‘干部之家’一方面的工作，而更重要的工作是鼓励他们放下包袱，为党的中兴肩负起历史性重任！”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11）

接着，他与这些同志共同研究，决定再写一篇题为《老干部的光荣责任》的文章，激励所有为革命事业作过艰苦斗争和奉献的老同志，都要挺起腰杆放眼未来，在这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新时期，勇于承担历史重任并搞好传帮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