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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五分钟之久，卡列宁才爬到桌子底下去狼吞虎咽消受他的面包圈。

这一次，他白白地等候着这一套早晨的仪礼。托马斯面前的桌上有一台小小的晶体管收音机，他正在专心听着。

2

这是一个有关捷克移民的节目，一段私人对话的录音剪辑，由一个打入移民团体后又荣归布拉格的特务最近窃听到的。都是些无意义的瞎扯，夹杂着一些攻击占领当局的粗话，不时还能听到某位移民骂另一位是低能儿或者骗子。这些正是广播的要害所在。它不仅证明移民在说苏联的坏话（这已经不会使任何捷克人惊讶不安），而且还表明他们在互相骂娘，随便使用脏字眼。人们乎常可以整日讲脏话，在打开收音机听到某位众所周知令人肃然的角色在每句话里也夹一个“他娘的”，他们毕竟会大为失望。

“都是从普罗恰兹卡开的头。”托马斯说。

普罗恰兹卡是位四十岁的捷克小说家，精神充沛，力大如牛，在1968年以前就大叫大嚷公开批评时政。后来，他成为“布拉格之春”中最受人喜爱的人物，把那场随着入侵而告结束的共产主义自由化搞得轰轰烈烈。入侵后不久，报界发起了一场攻击他的运动，但越玷污他，人们倒越喜欢他。后来（确切地说是1970年），电台播出了一系列他与某位教授朋友两年前的私人谈话（即1968年春）。他们俩很长的时间都没有发现，教授的住宅已被窃听，他们每一行动都受到监视。普罗情兹卡喜欢用夸张、过激的话与朋友逗乐，而现在这些过激的话成了每周电台的连续节目。秘密警察制造并导演了这一节目，费尽心机向人们强调普罗恰兹卡取笑朋友们的插料打浑——比如说，对杜布切克。人们一有机会就要挖苦朋友的，但现在与其说他们被十分可恨的秘密警察吓住了，还不如说他们是被他们十分喜爱的普罗恰兹卡给惊呆了。

托马斯关了收音机说：“每个国家都有秘密警察，在电台播放录音的秘密警察，只可能在布拉格有，绝对史无前例！”

“我知道一个前例，”特丽莎说，“我十四岁的时候写了一本秘密日记。我怕有人看到它，把它藏在顶楼上。妈妈嗅出了它。有一天吃饭，我们都埋头喝着汤，她从口袋里拿出日记说：‘好了，诸位现在仔细听一听。’她读了几句，就哈哈大笑。他们都笑得无法吃饭。”

3

他总是让她躺在床上，自己独自去吃早饭，可她不服从。托马斯工作从早上七点到下午四点，而她工作则从下午四点到半夜。如果她不与他一道吃早饭，两人能一块儿谈话的时间便只有星期天了。正因为如此，她早上总要跟着他起身宁可以后再去睡觉。

这天早上，她恐怕不能再睡下了，十点钟她得去佐芬岛的蒸汽浴室。蒸汽浴室是众人向往之地，但只能容纳少许人，想进去的唯一办法是拉关系。谢天谢地，托马斯从前一个病人的朋友是一位1968年后从大学迁来的教授，他妻子便是浴室的出纳。于是，托马斯拜托那病人，病人拜托教授，教授又托付妻子，特丽莎每周便可轻易地得到一张票了。

她走着去的。她恨车上总是挤满了人，挤得一个挨一个互相仇恨地拥抱，你踩了我的脚，我扯掉你的衣扣，哇哇地嚷着粗话。

天下着毛毛细雨，人们撑开伞遮住脑袋匆匆走着。一下子，圆拱形的伞篷互相碰撞，街上拥挤起来。特丽莎前面的男人都高高把伞举起给她让路，女人们却不肯相让，人人都直视前方，让别的女人甘拜下风退缩一旁。这种雨伞的会集是一场力量的考验。特丽莎开始都让路，意识到自己的好心得不到好报时，也开始象其他的女人紧抓住伞柄，用力猛撞别人的伞篷。没有人说“对不起”，大多数时候人们都不说话，尽管有一两次她也听到有人骂“肥猪”，或“操你娘！”

老少娘们儿都用伞武装起来了，年轻一些的更象铁甲武士。特丽莎回想起入侵的那些天，身穿超短裙手持长杆旗帜的姑娘们，对入侵者进行性报复：那些被迫禁欲多年的入侵士兵，想必以为自己登上了某个科幻小说家创造出来的星球，绝色女郎用美丽的长腿表示着蔑视，这在入侵者国家里是五六百年来不曾见过的。

她给那些坦克背景前面的年轻姑娘拍过许多照片，她是多么钦佩她们！而现在这些同样的姑娘却在与她撞击，恶意昭昭，她们准备用抗击外国军队的顽强精神来反击一把不愿给她们让路的雨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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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来到古城广场。这里有梯思教堂严峻的塔尖，哥特式建筑的不规则长方形，以及巴罗克式的建筑。古城的市政厅建于十四世纪，